余楠不耐烦说：“丁宝桂是我母校的前辈同学，他只知道我的大名，根本不认识。况且那封信早已扔了，叫我往哪儿寄信呀？”
宛英是余楠所谓“脑袋里空空的”，所以什麽细事都藏得住。她说她记得信封上印就的是“北平国学专修社”几个红字，上面用墨笔划掉，旁边写的是“鹅鹁子胡同文学研究社”。
余楠知道宛英的记性可靠。他想了一想，灵机一动，笑道：“我打个电报问问。”
他草拟了电报稿子，立刻出去发电报。
宛英拼凑上撕毁的草稿。头上一行涂改得看不清了，下面几行是“……信，谅早达。兹定於下月底屏当行李，举家北上。”他准是冒充早已写了回信。宛英惊讶自己的丈夫竟是个撒谎精。
电报没有返回，但杳无回音。不到月底，上海已经解放。她越等越着急，余楠却越等越放心，把事情一一办理停当。将近下月底，余楠又发了一个电报，说三天后乘哪一趟火车动身。
宛英着急说：“他们不请你了呢？”
余楠说：“他们就该来电或来信阻止我们呀？”
宛英坐在火车上还直不放心。可是到了北京，不但丁先生亲自来接，社里还派了两人同来照料，宿舍里也已留下房子，宛英如在梦中，对楠哥增添了钦佩，同时也增添了几分鄙薄。
第三章
北京一解放，长年躲在角落里的“北平国学专修社”面貌大改。原先只是一个冷冷清清的破摊子，设在鹅鹁子胡同“东方晒图厂”大院内东侧一溜平房里。中间的门旁，挂着个“北平国学专修社”的长牌子，半旧不新，白底黑字，字体很秀逸，还是已故社长姚謇的亲笔。这里是办公室和图书室。后面还有空屋，有几间屋里堆放着些旧书，都是姚謇为了照顾随校内迁的同事，重价收购的。姚謇的助手马任之夫妇和三两个专修生住在另几间空屋里。
姚謇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北平沦陷前夕，学校内迁，姚謇有严重的心脏病，没去后方。他辞去教职，当了“国学专修社”的社长。这个社也不知是什麽时候建立的，好像姚謇辞职前早已存在。反正大院里整片房屋都是姚家的祖产。姚謇当时居住一宅精致的四合院连带一个小小的花园，这还是他的家产。此外，他家仅存的房产只有这个大院了。有人称姚謇为地道的败家子，偌大一份田地房屋，陆陆续续都卖光了。有人说他是地道的书獃子，家产全落在帐房手里，三钱不值两钱地出卖，都由帐房中饱私肥了。这个大院里的房子抵押给一个企业家做晒图厂，单留下东侧一带房子做“国学专修社”的社址。
社里只寥寥几人：社长姚謇，他的助手马任之和马任之的夫人王正，两三个“专修生”，还有姚謇请来当顾问的两三位老先生，都是沦陷区伪大学里的中文教师，其中一位就是丁宝桂。社的名义是“专修国学”，主要工作是标点并注释古籍；当时注释标点的是《史记》。姚謇不过是挂名的社长，什麽也不管。马任之有个“八十老母”在不知哪里的“家乡”，经常回乡探亲。王正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个足不出户的病包儿，可是事情全由她管。她负责指点那三两个“专修生”的工作，并派他们到各图书馆去“借书”、“查书”，或“到书店买书”。至於工作的成绩和进度，并无人过问。顾问先生们每月只领些车马费，每天至多来社半天；来了也不过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聊天。姚謇也常来聊天。
胜利前夕，姚謇心脏病猝发，倒下就没气了。姚太太是女洋学生的老前辈，弹得一手好钢琴。他们夫妇婚姻美满，只是结婚后足足十五年才生得一个宝贝女儿。姚太太怀孕期间血压陡高，女儿是剖腹生的，虽然母女平安，姚太太的血压始终没有下降。姚謇突然去世，姚太太闻讯立即中风瘫痪了，那是一九四五年夏至前夕的事。他们的女儿姚宓生日小，还不足二十岁，在大学二年级上学，正当第二学期将要大考的时候。她由帐房把她家住房作抵押，筹了一笔款子，把母亲送入德国医院抢救，同时为父亲办了丧事。
姚太太从医院出来，虽然知觉已经回复，却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神识也不像原先灵敏了。大家认为留得性命，已是大幸，最好也只是个长病人了。姚太太北京没有什麽亲人，有个庶出的妹妹嫁在天津，家境并不宽裕，和姚家很少来往。姚宓的未婚夫大学毕业，正待出国深造。他主张把病人托付给天津的姨妈照管，姚宓和他结了婚一同出国。可是姚宓不但唾弃这个办法，连未婚夫也唾弃了。她自作主张，重价延请了几位有名的中医大夫，牛黄、犀角、珠粉等昂贵药物不惜工本，还请了最有名的针灸师、按摩师内外兼施，同时诊治。也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姚太太神识复元，口眼也差不多正常了，而且渐渐能一瘸一拐下地行走。可是她们家的四合院连小小的花园终究卖掉了，帐房已经辞走，家里的佣人也先后散去。母女搬进专修社后面的一处空屋去居住。姚宓还在原先的大学里，不当大学生而当了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薪水补贴家用，雇街坊上一位大娘早来晚归照看病人。好在大院东侧有旁门，出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