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尘幻影录》，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浼人介绍，约他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宫》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忾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