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全新的社会制度。在我的记忆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造成的巨大声势下，贪腐现象确实较少。我记得我父亲教导我们说，“懒、馋、贪、变”是好人变成坏人的“四部曲”。“懒”，不爱劳动，好吃懒做，当二流子，是“变”的第一步。当时有好多新编小戏，也在批判那些留着大分头、镶着大金牙、趿拉着鞋的懒汉。十懒九馋，不想劳动，还想吃好吃的。不劳动就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那就想歪门邪道。农村的偷鸡摸狗；在机关单位的，那就损公肥私，公钱私用。手里有点权力的，哪怕是供销社里卖酒的售货员，也有掺水换酒喝的机会。这实际上已经“变”了，即由好人变成坏人了。当时因为经济总量小，所以，有一年我们县供销社系统出了个贪污挪用公款一万多元的人，就成了轰动全县的大案。到了七十年代，贪腐现象明显增多。那时老百姓求官员办事，经常要先“研究研究（烟酒烟酒）”。那时的官员胃口小，一盒烟一瓶酒就能办成事。当时最流行的是“走后门”，民间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在人学、招工、参军、知青回城等诸多方面，都流传着，也事实上存在着“走后门”的现象。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大多数人鼓掌欢迎，但也有些干部子女心怀不满。当然高考有高考的问题，但站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角度上来说，那的确是一件大好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大概也是老百姓孩子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当然，考了高分、上了好大学的人并不一定将来能成就大业，但从成材的几率上看，上了好大学的人，总比那些没考上大学的人高一些。没上大学成了大材的人当然也有，但这就另当别论了。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被打破，我所熟悉的供销社系统因其冷漠的服务态度与过多的冗员，很快就被物美价廉、服务热情的“小卖部”挤垮。在其他行业，某些乡镇企业也以其“灵活”的销售方式占领了市场。这里的“灵活”实际上就是行贿，你手里有购买某种商品的权力，你就是被行贿的对象。握有替公家买某种商品的权力的人，如果没有一个代替人民行使监督权的机构来监督，那他就可能公然地受贿。这在卖与买过程中存在的交易，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贪腐的主要内容，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一些这样的例子。当时，我一个朋友的在供销社当了几十年主管会计的父亲，退休后被县城的一家乡镇企业聘去当财会主管，给的工资比他的退休金高好几倍，按说这是大好的事情，但老头在那家乡镇企业干了一个月就辞职不干了。有一次我赶集时遇到他在集上摆摊卖布头，问，大叔，那么好的差事，你怎么不干了？他悄悄地对我说，贤侄，不是我不想干，是干不了啊！我说，那个企业规模不大，那点账你还管不了？他说，不是业务的事，那点账，我玩着也能记好，关键是……怎么说呢？咱跟不上形势了呀！我说，你管那些干什么，让你怎么记你就怎么记呗。他挠挠头说，贤侄，咱良心上过不去啊！——老人这句“咱良心上过不去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还难以忘却。是的，如果每个人都有“良心上过不去”的时刻，那这社会上的贪腐现象就会大量减少。但问题是，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良心；有的人刚开始还“良心上过不去”，但很快就过去了。只有少数像我朋友的老父亲那样“良心上过不去”的人存在着，他们正是贪腐社会里的一股清流。但你的“良心上过不去”，你辞职了，自有良心上能过得去的人来补缺，所以要根除或减少贪腐现象，单靠良心还真是不行的。
到了八十年代末，一方面是经济轰轰烈烈的大发展，一方面是贪腐明目张胆的大流行。这是否是个必须经过的阶段，还是经济大发展的伴生物，一时半会恐怕还真说不清楚。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写出了反对腐败、揭露腐败、分析腐败根源的长篇小说《酒国》。三十多年后，回头重读这部小说，它当然有很多不足与令人遗憾的地方，但一本书也代表那个时代的一部分民意与作家对那个时代的认识，现在如果来修改它，反而会感到有点篡改历史的意味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从部队转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属的《检察日报》工作，主要负责编写以检察官为主人公的反腐败电视剧，同时也参加一些报社举办的文学笔会，客观地说为培养检察系统的业余作者发挥了些微作用。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与几位同事上到高检机关采访领导，下到基层检察院与检察官一起生活、工作，应该说通过这样的方式，丰富了自己的法律知识，了解了检察院的历史沿革与运作机制，更重要的是积累了许多生龙活虎的检察官形象，当然，也积累了一些有个性的、栩栩如生的贪官形象。这个时候我就感到自己写《酒国》时对腐败问题理解的肤浅，以及对贪官理解的公式化。尽管在后来的电视剧本编撰过程中，我一直试图贯彻把检察官和贪官都当成人来写的理念，但由于受到一些特殊的限制，总是感到未能达到自己构想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