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样一个出发点，我开始着手构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乡。我小时候，气候也和现在不同，经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泛滥，种矮秆庄稼会淹死，只能种高粱，因为高粱的秆很高。那时人口稀少，土地宽广，每到秋天，一出村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高粱地。在“我爷爷”和“我奶奶”那个时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许多高粱秆冬天也不收割，为绿林好汉们提供了屏障。于是我决定把高粱地作为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爱情的故事放到这里上演。后来很多评论家认为，在我的小说里，红高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象征了民族精神。确定了这个框架后，我只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在新时期文坛产生过影响的作品的初稿。
《红高粱》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所住的村庄的邻村。先是游击队在胶莱河桥头上打了一场伏击战，消灭了日本鬼子一个小队，烧毁了一辆军车，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胜利。过了几天，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回来报复，游击队早就逃得没有踪影，鬼子就把那个村庄的老百姓杀了一百多口，村子里的房屋全部烧毁。
《红高粱》塑造了“我奶奶”这个丰满鲜活的女性形象，并造就了电影《红高粱》中的扮演者巩俐。但我在现实中并不了解女性，我描写的是自己想象中的女性。在三十年代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像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女性可能很少，“我奶奶”也是个幻想中的人物。我小说中的女性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区别的，虽然她们吃苦耐劳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种浪漫精神是独特的。
我一向认为，好的作家必须具有独创性，好的小说当然也要有独创性。《红高粱》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来轰动，其原因就在于它有那么一点独创性。将近二十年过去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新。
有人认为我创作《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这是想当然的猜测。因为马尔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独》的汉译本1985年春天我才看到，而《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我在写到《红高粱家族》的第三部《狗道》时读到了这部了不起的书。不过，我感到很遗憾——为什么早没有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创作呢？假如在动笔之前看到了马尔克斯的作品，估计《红高粱家族》很可能是另外的样子。
我认为，像我这种年纪的作家毫无疑问都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因为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是封闭的，西方文学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作家出现，出现了哪些了不起的作品我们是不知道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学被翻译进来，我们有一个两三年的疯狂阅读时期，这种影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从而不知不觉地就把某个作家的创作方式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来了。
为什么这样一部写历史写战争的小说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我认为这部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创作的社会意义，也没有想到老百姓会需要这样一种东西。如果现在写一篇《红高粱》，哪怕你写得再“野”几倍，也不会有什么反响。现在的读者，还有什么没有读过？所以，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运。
《透明的红萝卜》创作前后
莫言
1984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宿舍里做了一个梦。梦到一片辽阔的萝卜地，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从那草棚里走出了一个身穿红衣的丰满姑娘。她手持一柄鱼叉，从地里叉起一个红萝卜，高举着，迎着初升的红太阳，对着我走来。这时起床的号声响了。我久久地沉浸在这个辉煌的梦境里，心里涌动着激情。当天上午，我一边听着课，一边在笔记本上写这个梦境。一周后，写出了草稿。又用了一周誊抄清楚。这算不算小说？小说可不可以这样写？我拿不准，但我隐约地感觉到这篇稿子里有一种跟我从前的所有作品都不一样的东西。我以前的作品里都没有“我”，这篇小说里写得几乎全是“我”。这不仅仅是指这篇作品是在一个梦境的基础上构思，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篇作品第一次调动了我的亲身经历，毫无顾忌地表现了我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写出了我童年记忆中的对自然界的感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