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他找了一个牺盟会的同志为他说情，他的父母住在离城六十里的地方。牺盟会的同志告诉我：“你不带他走，他也会逃走的，已经逃了两回了。他父亲就没有办法把他弄回来。你们还是收容了他吧。”
但我的意见仍是要去征得一下他的家庭或是亲族的同意。然而小孩却不肯走了。他就住在宣传股程远明那里，他顽皮地说，你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详细地打听了半天，知道他是模范小学的学生。学校已经停课了，我们找到了一个教员。那教员是受了他父母之托的，很热心地述说了关于他的许多往事，他的结论是：“这孩子是留不住的，他日日夜夜要打日本，可怜他父亲几次进城来，母亲日夜在家里哭，他一看见八路军就要跑去当兵。他们也不企望留住他了，只要有个出处，我看还是请收留他吧，他到了你这里，我也好告诉他父母放心，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他叫张百顺，十三岁，后来做了儿童队的队长。与他相仿佛的是张如亭，十二岁，他的父亲亲自带着他追赶着我们，走了七十里路才送到。在清油灯底下，看得见这小孩有两颗大眼睛，不大说话。他的父亲诉说着：“现在的世界不同了，这孩子一点感情都没有，家里谁不心疼他呢，可是前年他就跑过一次，要去当红军，我们吓死了，把他关了两天。去年他又不知怎么偷了五块钱，搭火车到西安去，幸好在临汾就碰到了他舅舅，才把他押了回来。他说要到西安做童子军。昨天不知听谁说，又偷着往你们这儿逃。我本来想再关他几天的，后来别人告诉我，你们这里的一些好处，我心一横，心想还不如放在这里我还放心些，我只希望您好好教导他，常常有信息回来就成了。”
“你是这么顽皮的么？”我一边抚着他，一边却对于他的勇敢、坚决、追求光明的精神，起着很大的崇敬。我安慰着他父亲说：“包管在我们这里打也打不跑的，要他一个月至少写封信回家。你尽管放心，你看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好。明天我们还不走，你就住两天吧。”
这孩子才十二岁，能够在墙上写标语。温和得很，看不出是那么一个顽强的孩子。
其他一个就是李强林。这孩子最使我们没办法，他也是他的父亲送来的。可是临走时父亲变了卦，我们就让他带回去，孩子却跳起来哭。父亲是个乡下老头儿，也坐在那里哭起来了。我们劝父亲，说道理给他听，他点着头，但却硬不起心肠走；我们劝孩子，孩子什么都不听，宁死也不肯回去。好好歹歹父亲哭着回去了，我们答应他过几天来看儿子。过几天他又来了，住在我们事务人员处，哭。他弟兄三个就这一个宝贝，他不忍强迫把儿子捉回去，怕捉回去了儿子哭。这老头诉诉说说、哭哭啼啼，弄得事务人员都来替他说话了；可是无论如何说不动儿子的心。李强林撅着嘴只有一句话，如若将来被日本人杀死，不如现在死。自然是小孩的话有道理。他又倔强，我们也没有办法，老头子才又回去。这一回去就没来；后来临汾紧急时，我们准备到运城去，在临汾车站上忽然遇到了这老头儿，他特别赶来送儿子的。他含着眼泪说：“你是对的，你好好的去吧！我老了，东洋人来了我就到山上去，没有什么用了，将来你们打了胜仗，你回来看看吧，你要知道你祖父就只你这一个孙子，传宗接代，祖宗烟火全靠着你啦！……”
这些个儿童几乎都有一段奋斗历史，他们是聪明的，有能力的，坚决的，自从他们来后，固然我们增加了许多麻烦，可是也增加了很多兴趣。
1937年11月
关于自卫队感言
从临汾的刘村回到高公村去。我和塞克等打前站，先还是几个人同走，后来就只剩我们两人了。塞克有一个习惯，行军时非常注意那些突起的土山，和千姿万态的那些光杆树，总是啧啧的称道不已。我呢，我非常喜欢走路。因为平常总有一些杂事，或是读书；但只要一行军，脑中便另有天下，一任思绪驰骋。譬如看见一个骑在骡背上的女人，我便考察她的年龄，衣服的颜色，估计她家庭的经济情况，她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事将要发生，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塞克有意见便告诉我，我也把我想的告诉他。所以我们一路走来，都不感觉疲乏。下午快到目的地时，不知从什么地方走来一群老百姓，他们人人手里拿一杆梭镖，兴致冲冲的走过去。其中有两个人似乎认识我，回头望着。我就喊：“老乡，哪儿去？”他用孩子般的神气，高声答道：“回万安镇去。刚才开了会来，我们是动员委员会的。丁玲同志，你们这一向在哪儿？”他有按捺不住的快乐。我们分路了。他们唱起歌来了，那歌声从塞克的艺术观点听来，是不能入耳的。但他仍很喜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