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李国香组长要办忆苦思甜阶级教育展览会，是为了发动群众，开展运动。她为着寻找几件解放前的展品走访了好些人家，都一无所获。她忽然心里一亮：对了！眼前放着个百事通、活谱子不去问！或许吊脚楼主能想出点子来。一天吃中饭时，她把这事对王秋赦讲了讲。王秋赦面有难色，犹豫了一会儿，才说：“东西倒有几样，不晓得用得用不得－－”
“什麽用得用不得，快去拿来看看！”
李国香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笑眯眯地看着她的“依靠对象”到门弯楼角里捣腾去了。
不一会儿，王秋赦就一头一身灰蒙蒙的，提着一筐东西出来了，给女组长过目。原来是一床千疮百孔的破棉絮，一件筋吊吊、黑油油的烂棉袄，一只破篮筐，缺口碗。只少一根打狗棍，那倒随处可找了。
“呵呵，得来全不费功夫！还是你老王有办法。”女组长十分高兴、赞赏。
“只是要报告上级，这破棉絮，烂棉袄，都是解放後政府发给我的救济品－－”王秋赦苦着眉眼，有实道实。
“你开什麽玩笑？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还有什麽心三心四的？”女组长声色俱厉地批评教育说，“我到衡州、广州看过一些大博物馆，大玻璃柜里摆着的，好多都是模型、仿制品呢！”
三女人的帐
镇上传出了风声：县委工作组要收缴“芙蓉姐子”的米豆腐摊子和她男人的杀猪屠刀。这风声最初是从哪里来的，谁都不晓得，也无须去过问。而人们对於传播新鲜听闻的爱好，就像蜂蝶在春天里要传花授粉一样，是出於一种天性和本能。还往往在这新鲜听闻上添油加醋，增枝长叶，使其疑云闷雨，愈传愈奇，直到产生了另一件新鲜传闻，目标转移为止。
街坊们的挤眉弄眼，窃窃私语，无形中给胡玉音夫妇造成一种压力，一种惶恐气氛。这可把胡玉音急坏了，也把她男人黎桂桂吓懵了。桂桂脸色呆滞，吃早饭时连碗都不想端了。难怪政治家们把舆论当武器，要办一件事总是先造舆论，放风声。
“祖宗爷！人家的男人像屋柱子，天塌下来撑得起！我们家里一有点事，你就连个女人都不如，碗筷都拿不起？”胡玉音对自己不中用的男人又恼又气又恨。
“玉音，我、我们恐怕原先就没想到，新社会，不兴私人起楼屋。土改前几年，不是也有些新发户紧穿省用，捆紧裤带买田买土买山场，後来划成了地主、富农－－”桂桂眼睛里充满了惊恐，疑惧地说。
“依你看，我们该哪样办？”胡玉音咬了咬牙关，问。
“趁着工作组还没有找上门来，我们赶快想法子把这新楼屋脱手－－哪怕贱卖个三、两百块钱－－我们只有住这烂木板屋的命－－”桂桂目光躲躲闪闪地说。
“放屁！没得出息的东西！”胡玉音听完男人的主意，火冒三丈，手里的筷子头直戳了过去，在男人的额头上戳出了两点红印。“地主富农是收租放债、雇长工搞剥削！你当屠户剥削了哪个？我卖米豆腐剥削了哪个？卖新屋！只有住烂木板屋的命！亏你个男人家讲得出口！抓死抓活，推米浆磨把子都捏小了，做米豆腐锅底都抓穿了，手指头都抓短了，你张口就是卖新屋！天呀，人家的男人天下都打得来，我家男人连栋新屋都守不住－－”
黎桂桂伸手摸了摸额头，额头上的两个筷子头印子沁出了细细的血珠子。胡玉音含着眼泪，这才发觉，自己气头子上没轻没重－－鬼打起，听到点风声，遇上点事，自己也发了癫罗，人都不抵钱了！她和桂桂结婚八年了，还没起过高腔红过脸。由於没有生育，她把女人的一腔母爱都倾注在男人身上，连男人的软弱怕事，都滋长了她对他袒护、怜爱的情感。桂桂既是她丈夫，又是她兄弟，有时还荒唐地觉得是自己的崽娃－－可如今，把男人的额头都戳出了血！她赶忙放下碗筷，站起身子绕过去，双手捧住了桂桂的头：“你呀，蠢东西，就连痛都不晓得喊一声。”
桂桂非但没有发气，反而把脑壳靠在她的胸脯上：“又不大痛。玉音，卖新楼屋，我不过随便讲讲，还是你拿定见－－反正我听你的，你哪样办我就哪样办。你就是我的家，我的屋－－只要你在，我就什麽都不怕－－真的，当叫花子讨吃，都不怕－－”
胡玉音紧紧搂着男人，就像要护着男人免受一股看不见的恶势力的欺凌，她不觉地就落下泪来。是的，一个摆小摊子为业的乡下女人的世界就这麽一点大，她是男人的命，男人也是她的命。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活着，也是为了这个才紧吃苦做，劳碌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