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你看那米豆腐姐子一墟的生意，大约进多少款子，几成利？听讲她男人买砖置瓦寻地皮，准备起新楼屋？”
“你隔壁的土屋里住着右派分子秦书田吧？你们要经常注意他的活动，有些什麽人往来出进－－镇里王治安员会专门来向你布置。”
如此等等。女经理讲这些话时，态度和好，带着一种关照、提醒的善意。但事与愿违，她的这些关照、提醒，给人留下的是一种沉闷的气氛，一种精神上的惶恐。渐渐地，只要她一在街头出现，人们就面面相觑，屏声住息。真是一鸟进山，百鸟无声，连猫狗都朝屋里躲。彷佛她的口袋里操着一本镇上生灵的生死簿。芙蓉镇上一向安分守己、颇讲人情人缘的居民们，开始朦朦胧胧地觉察、体味到：自从国营饮食店来了个女经理，原先本镇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谷燕山已经黯然失色，从此天下就要多事了似的。
七“北方大兵”
粮站主任谷燕山自从披着老羊皮袄，穿着大头鞋，随南下大军来到芙蓉镇，并紮下来做地方工作，已经整整十三年了。就是他的一口北方腔，如今也入乡随俗，改成镇上人人听得懂的本地“官话”了。跟人打招呼，也不喊“老乡”而喊“老表”了。还习惯了吃整碗的五爪辣、羊角辣、朝天辣，吃蛇肉、猫肉、狗肉。他生得武高武大，一脸连鬓胡子，眼睛有点鼓，两颊有横肉，长相有点凶。刚来时，只要他双手一叉，在街当中一站，就吓得娃娃们四下里逃散。甚至嫂子们晚上吓唬娃娃，也是：“莫哭！胡子大兵来捉人了！”其实他为人并不凶，脾气也不恶。镇上的居民们习惯了他後，倒是觉得他“长了副凶神相，有一颗菩萨心”。
解放初，他结过一次婚。白胖富态、脑後梳着黑油油独根辫子的媳妇也是北方下来的。但没出半个月，媳妇就嘴嘟嘟、泪含含地走了，再也不肯回来。也没听他两口子吵过架，真是蚊子都没有嗡过一声。这使老谷多丢脸，多难堪啊。他不责怪那媳妇，原因在自己。他觉得自己像犯有哄骗妇女罪似的，在芙蓉镇上有好几个月不敢抬头见人。当时镇上的人不知底细，以为他是丢失了某种至关紧要、非找回来不可的证件呢。还是在北方打游击、钻地道时，他大腿上挂过一次花，染下一种可厌的病。娘儿们得了这类性质相同的病，有人医，有药治。可是男子汉得了这类病，提都很少有人敢提，一提起来也会引起哄堂大笑，给人逗趣取乐儿呢。何况那时枪子儿常在耳边呼啸，手榴弹常在身边爆炸，埋你一身土，呛你满嘴泥，半夜醒来还要摸摸是否四肢俱在。正是提着脑袋打江山、夺天下，拖几年再说吧。谁还不是带着某种伤疤和隐痛在干革命？有的战斗英雄身上留着枪子儿、弹片头都没顾上取出来呢。原想着，只要能活下来迎接胜利，过上太平日子，病就不难治，问题就不难解决。连指导员是个个头粗、心眼细的人，（唉唉，战争年代的指导员啊，是战士的兄长，甚至像战士的母亲啊！）终於在行军路上发现了这个年近二十的老排长的痛苦。当南下路过芙蓉镇时，就把他留在这山青水秀的地方，转了地方工作。但他还是羞於去寻医看病，却是偷偷地吃了十来副草药，也不见效用。这位参加推翻了封建主义大山的战士，脑壳里却潜伏着封建意识。科学要在大白天里把人的身子剥得一丝不挂，由着那些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男男女女来左观右看，捏捏摸摸，比比划划，就像围观着一匹公马。他是怎麽也接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後来他听人讲，男子汉娶了媳妇，某些病就自自然然会好起来的。他权衡了很久，才打定主意，不娶本地女人，讨个老家娘儿们，一旦不合适，好留个退步，起码不在本地方造成不良影响－－後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他是办了一件稳妥事，又是一件负心事。因为他拒科学於门外，科学也就没有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友善。他一直给那女人寄生活费，赎回良心上的罪责。
对於这件事，本镇街坊们纳闷了多半年，才悟出了一点原由：大约老谷主任身上有那种再贤淑的女人都不能容忍、又不便声张的病。後来有些心肠虽好但不通窍的傻娘们，还给他当过几回介绍，都被他一口一个地回绝了。渐渐地一镇上的成年人都达成了默契，不再给他做媒提亲。因而上两月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向他频送秋波、初试风骚也碰了壁。当然没有人把底细去向女经理学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