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秦书田带着演员们回到城里，把这次进五岭山区采风的收获，编创成一个大型风俗歌舞剧《女歌堂》，在州府调演，到省城演出，获得了成功。秦书田还在省报上发表了推陈出新反封建的文章，二十几岁就出了名，得了奖，可谓少年得志了。可是好景不常，第二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女歌堂》被打成一支射向新社会的大毒箭，怨封建礼教是假，恨社会主义是真。借社会主义舞台图谋不轨，用心险恶，猖狂已极，反动透顶。紧接着，秦书田就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解送回原籍交当地群众监督劳动。从此，秦书田就墟墟都在墟场上露个面，有人讲他打草鞋卖，有人讲他捡地下的烟屁股吃。人人都喊他“秦癫子”。
唉唉，事情虽然没有祸及胡玉音和她男人黎桂桂，但两口子总觉得和自己有些不光彩的联系。新社会了，还有什麽封建？还反什麽封建？新社会都是反得的？解放都六、七年了，还把新社会和“封建”去胡编乱扯到一起。你看看，就为了反封建，秦书田犯了法，当了五类分子；胡玉音呢，有所牵连，也就跟着背霉，成亲七、八年了都巴不了肚，没有生育。
六“秦癫子”
芙蓉镇国营饮食店後头，公共厕所的木板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县公安局派来了两个公安员办案，住在王秋赦的吊脚楼里。因王秋赦出身贫苦，政治可靠，又善於跑腿，公安员自然就把他当作办案的依靠对象。至於“反标”写的什麽？只有店经理李国香和两个公安员才心里有数，因为不能扩大影响，变成“反宣传”。吊脚楼主王秋赦虽然也晓得个一鳞半爪，但关系到上级领导的重大机密，自是人前人後要遵守公安纪律，守口如瓶的。至於镇上的平头百姓们，就只有惶惑不安、既怀疑人家也被人家怀疑的份。
李国香和王秋赦向公安员反映，莫看芙蓉镇地方小，人口不多，但墟场集市，水路旱路，过往人等鱼目混珠，龙蛇混杂。就是本镇大队戴了帽、标了号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有二十几个；出身成分不纯、社会关系复杂、不戴帽的内专对象及其亲属子女，就更不止这个数。墟镇上的人，哪个不是旧社会吃喝嫖赌、做生意跑码头过来的？有几个老实乾净的人？还有就是镇上的国家干部和职工，党团员，也成年累月和这些居民厮混在一起，藤藤蔓蔓，瓜葛亲朋，拜姊妹结老表，认乾爹乾娘，阶级阵线也早就模糊不清了。
两个公安员倒是颇为冷静地估计了一下镇上的阶级阵线、敌我状况，没有撒大网。他们依历来办案的惯例，和女经理、王秋赦一起，首先召集了一个“五类分子训话会”。
镇上的五类分子，历来归本镇大队治保主任监督改造。一九六二年夏天，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上级规定大队治保主任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兼任。黎满庚支书定期召开五类分子训话会。他还在五类分子中指定了一个头目，负责喊人、排队、报数，以毒攻毒。这个五类分子头目就是“秦癫子”。
秦癫子三十几岁，火烧冬茅心不死，是个坏人里头的乐天派。他出身成分不算差，仗着和黎满庚支书有点转弯拐角的姑舅亲，一从剧团开除回来就要求大队党支部把他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改作坏分子帽子。他坦白交代说，他没有反过党和人民，倒是跟两个女演员谈恋爱，搞过两性关系，反右派斗争中他这条真正的罪行却没有被揭发，所以给他戴个坏分子帽子最合适。黎满庚支书被他请求过几回，心里厌烦：坏分子，右派分子，半斤八两，反正是一箩蛇，还不都一样。就在一个群众会上宣布秦癫子为坏分子。过了不久，黎支书见秦癫子文化高，几个字写得好，颇有组织活动能力，就指定他当了五类分子的小头目。
秦癫子当上五类分子小头目後，的确给黎满庚支书的“监、管、改”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每逢大队要召集五类分子汇报、训话，只要叫一声：“秦癫子！”秦癫子就会立即响亮答应一声：“有！”并像个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那样双臂半屈在腰间摆动着小跑步前来，直跑到党支书面前才脚後跟一并，来一个“立正”姿势，右手巴掌平举齐眉敬一个礼：“报告上级！坏分子秦书田到！”接着低下脑壳，表示老实认罪。黎满庚和大队干部们起初见了他的这套表演颇觉好笑，後来也就习惯了。“秦癫子，竖起你的耳朵听着！晚饭後，全体五类分子到大队部门口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