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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年後，即滋水县解放後的一个新年刚刚过罢，副县长鹿兆谦在他的办公室里被逮捕。黑娃那阵子正在起草一份申请恢复自己党籍的申请报告，屋子里走进两个人来，他没抬头，直到来人夺抽手中的毛笔时，他才发觉来人不是向他请示工作。他尚来不及思索，已经被细麻绳索捆死了胳膊。黑娃跳起来喊：“为啥为啥！谁派你们来的？”俩人啥话不说，只推着他往门外走。
黑娃被囚进县城西角那座监狱。他向送饭的人和看守的人千遍万遍请求：“我要见县长，我要见白孝文，我要见白县长。”他最後忍不住大声嚎叫：“我要见白孝文白县长！”直到嗓子吼出血，连一丝声音也发不出来。突然躺在床板上，把一些不连贯的往事想过一遍再想一遍。
起义的仪式是第二天下午举行的，他的炮营打响了起义的礼炮。鹿兆鹏没有参加那个激动人心的起义，他把一切安排妥当，於黎明时分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就回城里去了，说是师部的工作更加紧迫。听说兆鹏回到西安只待了两天，又随着部队一路朝西打去，一直追打到新疆。他没有给他来信，也没有捎过一句话，现在他在哪里，活着还是死了，都搞不清，据说扶眉战役伤亡很大。如果能搞清兆鹏的下落，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白孝文县长不点头，谁敢逮捕鹿兆谦副县长呢？黑娃就拼命吼嚎白孝文，也许他在县政府里能听见他的叫声。他记得起义後的第三天，原保安团二营长焦振国把一张《群众日报》摔到桌上，“你看看。”黑娃看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签名的一则电讯，是表彰滋水县保安团起义的。电文的称呼为“滋水县保安团一营营长白孝文同志”。黑娃看罢说：“贺龙弄错，咱们是整个保安团三个营千十个官兵全都参加起义了。不是一营三百多人单独起义的。”焦振国说：“你再看看下面的文章──”黑娃就看到白孝文写给贺龙关於率领一营起义的致敬信。黑娃咂了咂舌头说：“孝文这熊弄事光顾自个儿，你把咱们全团三个营一同起义的事全部报告给贺主任，贺主任肯定更高兴。”焦振国说：“给贺主任写这个报告也轮不到他嘛！你是起义的发起人，又是大家人公推的起义的头儿，这是跟鹿兆鹏当面说定的事，他凭啥先给贺主任报头功？”黑娃不满意地瞅了焦振国一眼：“兄弟，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心眼儿太窄。这算个啥大不了的事？孝文报了也就报了，他没写上二营三营，难道你我就不算起义？”焦振国撇着嘴角说：“黑娃老哥！你给我开一张起义证明条子，我告老还乡务农呀！”黑娃火了：“你这算做啥？咱们刚起义刚解放恨不能长出三个脑袋八双手，你倒要走了？你走了革命工作撂给谁？我能招架得住？”焦振国毫无所动地坚持要走。黑娃急了说，“你不说清道明，我不开证明！你是不是对我不满？”焦振国说：“我总怯着孝文补打到团长脸上的那一枪。”黑娃仍然没有放手焦振国归乡。半月後，中共滋水县县委第一任书记秦继贤同志赴任，焦振国从他手里磨缠到一张起义证明件，终於回陕南那个闭塞的小县去了。临行时，黑娃只是简单地和他握了握手，很不满意甚至瞧不起这个结拜兄弟的狭隘心胸。
黑娃在监狱里蹲了不足一月，任何人都没有前来探望，这是有令禁绝的。他只被提审过两次，罪状有三条：一、土匪匪首残害群众；二、围剿红三十六军；三、杀害共产党员。黑娃对自个儿在土匪山寨做二拇指的罪行全部供认不讳，只是对人民法官提示一句：“我後来就学为好人了呀？”关於剿灭红三十六军的罪状，黑娃做了充分的辩解，那是大姆指领人干的，只伤害了房顶的一个哨兵，随後又给其他红军战士分发了银元和烟土作为盘缠出山，而且把政委鹿兆鹏接上山去治好了枪伤……年轻的人民法官没有听完黑娃的辩解就笑得不屑再听，讥笑鹿兆谦的为人处事与名字不符，编排功劳跟编故事一样离奇，未免太不谦虚。至於杀害共产党员陈舍娃的事，黑娃已怒不可遏：“那不是共产党员，是游击队的叛徒！他在秦岭游击队里偷偷摸摸侮辱山里女人，事发後害怕受处治逃跑出山，找到我的门下。他并不知道我跟秦岭游击队政委韩裁缝是老交情，後来我问韩政委还要不要这个队员，韩政委说『人家投奔你了，就由你打发吧』我知道打发的意思。我让部下把他崩咧！”只有这件事法官认真听了他的辩解，而且说：“我们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