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第一次怀孕。
唯其不是第一次怀孕，肖天左才如临大敌。我第一次怀孕是一年前，自己悄悄去了医院，把孩子做掉了。虽然医生警告我，第一次怀孕就做人流，有导致以后永远也不能怀孕的可能，但这有什么要紧呢。我不喜欢小孩子，觉得他们都是小怪物，会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可好日子没过几个月，我又怀孕了。这次我可不敢一个人再去医院，那些冰冷的器械在肚子里拧来拧去，也是生不如死的感觉。与其那样生不如死，还不如这样死个痛快。
自从有了妊娠反应，我就只吃四样东西：螃蟹、螺狮、羊肉串、水萝卜。肖天左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给我琢磨吃的，今天跑这个市场，明天跑那个市场，所有的工资都送给了水产贩子，把我伺候得像女王一样。他怕我像第一次那样使性子，他下班回来，我在床上躺着，告诉他孩子没了，肚子像刮风一样是凉的，差点没把他气晕过去。他比我大，想当爹了。
自从想要这孩子，我就觉得孩子是我的命。我总是用手托住他，让他离我的心近些。总想往嘴里多填些东西，怕他的营养不够。我还想当然地觉得他是男孩子，我喜欢男孩子，觉得他们都能战天斗地，在母亲的肚子里就会少林拳，不像女孩只会撅屁股，哭鼻子。孩子还让我变得没头没脑，不会脑筋急转弯，我怀疑是河鲜吃得太多了，螃蟹就不会拐弯，只会横着走。如果不是怀了孩子，我可能像别人一样觉得铁二秀应该杀了曹翠芬。我也不喜欢她，甚至讨厌她。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可这个孩子让我的心里有了隐秘的变化。我忽然发现我热爱天底下所有的孩子，也热爱曹小梨。不管曹小梨颈窝多黑，衣服有多邋遢，我还是爱她。如果她现在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甚至可以拥抱她。想起曹小梨，我就觉得受不了，也为曹翠芬受不了，毕竟曹小梨是她唯一的女儿。曹小梨如果是我的女儿，我就不会让她死。我宁可自己去死也要让她活下来。我这样说没有责怪曹翠芬的意思。曹翠芬保护不了曹小梨，责任不在她。她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能保护女儿呢？那天崔妈妈对我历数曹翠芬的种种罪恶，说她应该千刀万剐，让我很不耐烦。我潦草地说，如果曹翠芬该死，天底下所有的人就都该死。
我这话有赌气的成分，噎得崔妈妈半天没有缓过劲来。
我对曹翠芬的同情始于某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去音乐组找姚小桃，恰巧碰到曹翠芬从办公室里出来，屁股后头跟着曹小梨。她们是去上厕所。娘俩一起上厕所，曹小梨的手里还拿着一团纸。曹翠芬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大号的罐头瓶，晾凉的白开水都起皮了。这间办公室是全馆最大的一间屋子，共有七八个人在这里办公。跳舞的张蔓丽把儿子放到了办公桌上，自己在一张高靠背的椅子上压腿。她的儿子晃晃悠悠站起身，说妈妈我要尿尿。张蔓丽拿起一个小搪瓷缸子放到了儿子的两腿间，儿子的鸡鸡窝在了裤子里，她还用手指挑了一下。只有几滴水响，儿子尿得不多。张蔓丽骂了一声“小坏蛋”，端了搪瓷缸朝外走。我猜，她起初是想去洗手间的，她已经走过了曹翠芬的桌子，却又转了回来，出人意料地，她把尿倒进了曹翠芬的罐头瓶里。张蔓丽说，你从来不打水，尝尝童子尿的滋味吧。
这件事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但谁都无动于衷。我注意到有人牵动了一下嘴角，其余的人都像姚小桃一样，连嘴角都没牵。他们都见怪不怪，看起来平时都没少捉弄曹翠芬。不一会儿，曹翠芬先回来了，她拉开抽屉拿出来一盒磁带，放到小录音机里，录音机便像劈了嗓子一样吱吱哑哑唱了起来。别人都MP4了，她的录音机好像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屋子的人都留意着她，希望她能端起罐头瓶喝水，可她一直不喝。她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然后便是曹小梨溜了进来。曹小梨的神态总有些鬼祟，眼神像松鼠一样跳跃。她进屋来先捧起罐头瓶，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然后用麻杆一样的胳膊抹了下嘴，咂摸着自言自语：啥味？一屋子的人哄笑。曹翠芬觉出了诡异，端着罐头瓶出去了。有人趁机问曹小梨水是什么味，曹小梨满不在乎地说，尿味。
这件事让我很长时间都不舒服，什么时候想起，胃里总是一汪一汪的。那天曹翠芬把水倒掉了，回来用开水冲刷罐头瓶，倒得满地都是水。很显然，她意识到了有人对她的水杯做了手脚。我以为她会大闹一场，可她一声没吭。她只是折腾暖瓶里的水以示抗议。
她心底也有柔弱的一面，也知道隐忍。
我对姚小桃说，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人。
姚小桃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告诉曹翠芬？你如果告诉她杯子里有尿，曹小梨就不会喝水了。
我语塞，难受得半天缓不过劲来。我那个时候是有一种冲动，想告诉曹翠芬，想把水杯从曹小梨的手里夺下来。可我什么也没做。我怕什么。
你都有儿子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那天我狠狠地对自己说，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厢房一直是杂货间，窗子是木头楞子的，糊着塑料布。自打我搬进这所院子，厢房的门就没有打开过。说是厢房，其实远不够厢房的尺寸，它躲在正房的屋檐底下，其实就是一间棚户的模样。这天我看见房东老张在厢房里一样一样归拢东西。尘土从门窗里腾云驾雾一样往外飞，把满院子折腾得乌烟瘴气。我问老张怎么想起收拾房子，老张说，有人看上这间房了，想租。我说，这样的房子也有人租啊。老张说，租金便宜。我在城北贷款买了房，虽然厅只有十多平方米大，可那是我自己的房子，我再不要交租金了（还贷是另一种感觉）。老张也知道我要搬家了，讲起话来透明了许多。老张说，如果不是有人要租这间房，他都不知道这房子也能换钱。虽然换得不多，但总比这样闲着养耗子好。当初我想用它做厨房，老张不同意，他说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非留着不可。我的厨房就安在了堂屋里，虽说隔着门板，卧室总有一股炒菜味。老张把东西乒乒乓乓往外扔，我的窗子还开着，尘土打着卷儿往我的纱窗上飞。我不高兴了，紧着回去关窗子。老张大概还说了些别的话，我没给他耳朵。
肖天左下班回来提了一条鱼。我说我不想吃鱼，你又不是不知道。肖天左说，为了儿子也不吃吗？这可是一条正宗的水库鲤鱼，你看这鱼鳞，金黄。怀孕五个多月后，不那样偏食了。再偏食也偏不起了。饭量一日比一日大，正经是两个人在吃饭了。肖天左不失时机地开始改变我的饮食习惯，动不动就以儿子要挟我。我懒得与他争，看着他在盆里加了水，把鱼放了进去。剖鱼时，鱼“吱”地发出了一声尖叫，吓了我一跳。我说鱼敢情也会说话啊。肖天左说，不会说话的那是哑巴鱼。鱼不单会说话，还会唱歌呢。
我问鱼会唱什么歌。
肖天左说，会唱《一条大河》，那正经是鱼的歌，鱼都是热爱大河的，比人更热爱大河。可惜大河里的鱼越来越少了，有我们也吃不到。他开口唱了第一句，忽然愣住了。他说，曹翠芬不是爱唱《一条大河》吗？她的女儿送命不就是因为她唱这首歌吗？
我说你不要提，你提了我心里不舒服。
肖天左说，可她搬过来了呀。以后你每天都要面对她，面对她就要想起曹小梨，你整天不舒服？
我不相信来租房子的是曹翠芬，我说你也许认错了人。肖天左不以为然，说刚才下班回来正好遇见她，我都与她说话了。她知道你住在这儿，还说以后要给我们添麻烦。看上去她彬彬有礼，一点也不像传说的那样。
我马上套了鞋子出去看，见曹翠芬正登在椅子上，往天窗上安烟囱。看样子她想生炉子。我们都知道她会过，能省下一分钱也是好的。她家乡的那片深山区，是清代乾隆皇帝御封的旱店子，意思是永远都不会有水。20世纪80年代，县里才在那里打了眼机井。他们家兄弟姐妹九个，小时候光喝水就是一个大难题，遑论其他。她一定觉得生炉子比用煤气省钱，她很会算计。可现在天气还热，炉子安上也没法用，她就是这样一根筋。她还是穿着那件苹果绿的衣服，裤子是灰的，红裤带在有了赘肉的肚子上结了扣，手臂扬起的时候，裤带和赘肉都一览无余。她做起事来笨手笨脚，烟囱从高处落下来，像炮筒一样砸在了她的肩上，她脚下的椅子一歪，险些从上面掉下来。我虚着声音喊来了肖天左，我说你过去帮帮她。肖天左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小声说，我做饭呢，你别没事找事。我赌气地想自己过去帮忙，肖天左把我拉住了，他说鱼刚下锅，你看着火，我过去帮她，行了吧？
肖天左这一帮，就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我自己吃了饭，看电视，隔几分钟出去看看。曹翠芬的屋子里灯光很暗，肖天左的身影却很清晰，他一会儿在墙上楔钉子，一会儿与曹翠芬联手搬东西，干得热火朝天。我咬牙切齿骂他蠢，帮人也不是这个帮法，就三步远的距离，吃口饭能耽误什么事。我倒是想过把曹翠芬叫来一起吃，那条鱼足有一斤半重，三个人也够吃。但到底心有余悸，换了别人我是会请过来吃饭的，我是个好客的人。可这是曹翠芬。虽然满心眼里都是对她的同情，但潜意识里还是觉得与她交往类似与虎谋皮。我想起我穿皮拖的时候曹翠芬说我像女流氓，气得我险些闭过气去。那双皮拖现在还在，只是我再也不好意思穿了。
这一个晚上我里外折腾自己，甚至黑掉灯威胁肖天左，肖天左一直没有回来。我把自己折腾累了，歪在被子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曹翠芬在院子里喊我。她说李红，你出来坐会儿。我哪里想去，可一想到是曹翠芬招呼，多不想去也得去。我跟随曹翠芬来到了她的屋门前，一盏灯吊在了门框上，照得院子里很亮。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张小圆桌，是她从家具城新买的，安放在灯光底下，油漆亮得耀眼。肖天左坐在圆桌旁，在自斟自饮喝茶水。另两边放着两只马扎，很显然其中一只是恭候我的。看见肖天左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可又不好发作，我忍着。我说，活都干完了？肖天左看出了我的心思，哧哧地笑。曹翠芬说，肖天左真是手巧，把什么事都做得非常好，我没见过这么会做活的男人。我心说，你都见过什么。我去她的屋里看了看，居然比我的家还干净整洁，玻璃是新安上去的，通透得像是把天空糊上去了。
曹翠芬给我倒了一杯茶，我没喝。我疑心这个杯子曹小梨使过。曹翠芬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这些都是新买的。圆桌，盘碗，衣服，鞋子，都是新的。她说我的孩子死了，别人不定怎么称愿，怎么幸灾乐祸。我偏要好好地活，让那些咒我的人不得好死。她是这样想的，我愣怔地看她，不知该怎样接她的话。肖天左说，曹老师你不要这样想问题，不会有人对你幸灾乐祸。曹翠芬激烈地说，怎么没有？他们都巴不得我让人杀死，他们才解恨。你问问李红，是不是这样？我更无法回答了，虽然我清楚曹翠芬说的是事实，可这样的事实委实太残酷。我用手摸着我的儿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曹翠芬缓了一下语气，叹息地说，曹小梨替我死了，这没什么不好。我好歹还有份工资，还能活命。如果剩她一个人，李红你说，她怎么活？曹翠芬目不转睛盯着我，仿佛非要从我嘴里掏出答案来。我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曹翠芬会这样想问题，与正常人的思维出入那么大。可谁是正常人？我？她？还是群众艺术馆的其他人？我不敢顺着曹翠芬的思路往下想，我也不愿意想。这时候肖天左站起了身，说时候不早了，曹老师你也早些休息吧。曹翠芬严厉地说，你坐下！李红还没吃瓜，把瓜吃完了再走！我这才留意到桌上摆着一盘哈密瓜，眼下哈密瓜很贵，她还真舍得买。她把瓜往我的手里塞，往我的嘴边送，我怎样拒绝都不行，她急赤白脸地强迫我吃，瓜瓤甚至蹭了我的脸。还是肖天左打了圆场，他说瓜特别甜，我们多拿一块，回去吃。曹翠芬便把所有的瓜条用手一抄，都给了肖天左。肖天左连声道谢，掐着瓜条急急回了我们自己的家。
肖天左把瓜扔进了垃圾桶。
肖天左对我说，瓜皮都软了，瓜瓤是馊的。她强迫我吃了一块，她好像吃不出来。
我说她对人还真热情。
肖天左说，也很会说话，我干活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提醒我小心。
我问肖天左怎么不回来吃饭。肖天左说，哪里回得来，她把活排成队等着我，干了这个干那个。我说我饿了，她说干完再吃，就像我是她们家的长工一样。你也不过去喊我一声，你若招呼一下，我也就顺坡下驴跑回来了。
我说，笨。她不让你回来你就不回来？
肖天左说，我不想去，是你非让我去。
我说，她夸你手巧。她可是轻易不夸人。
肖天左说，她怎么混成这样，她不该混成这样啊。她有强迫症，可她不是一个坏人。
“是个可怜人，我们能帮就帮她一把。”我对肖天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