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10点，车身印有”SHENZHEN”“字样橙绿相间的巨型环卫垃圾车会准时出现在老张夫妻所在的垃圾房门口。整理好的厨余垃圾被装在绿色垃圾桶，穿着橘色环卫工服的人将它们一桶桶抬上车，运往垃圾处理厂。
当整个城市沉入寂静，垃圾房正进入最后的攻坚时刻。深夜的垃圾房亮着白到刺眼的灯，哪怕垃圾房上头的小区居民楼的灯都灭了，老张夫妻俩仍还深陷垃圾山中。垃圾房在母亲买菜、去公园、散步必经的路上。有时候，母亲还会在垃圾房里碰见老张的小儿子，还有穿着黑白相间深圳校服的大孙子，埋首于垃圾整理中。
这座垃圾房位于母亲工作的写字楼旁边豪宅小区的一层，门朝着马路打开，门口便是公交站台。豪宅小区一共有7栋居民楼，714户人家，每天的生活垃圾经居民们简单分类后，便被运往老张夫妻的垃圾房。
老张夫妻令母亲羡慕，他们在深圳靠卖垃圾月入过万，给儿子置了业买了房。
2022年冬天的一个雨夜，母亲买菜归来，在垃圾房门口像往常一样遇到老张。他正试图把一块木板往停在公交站旁的三轮车车厢上放。
在车厢上面架上木板，就可以摞起更多的垃圾。木板下放破铜烂铁，木板上放纸壳，纸壳上还可以加塑料。小三轮车里的垃圾经常有两个老张那么高。平时，他就是这样开着三轮车，一趟趟把整理出来的可卖钱的垃圾，运往附近的竹子林废品收购点。
但那个雨夜，因为脚痛，老张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保持平衡。他身体越超着，摇摇晃晃，木板始终无法搭上。长期熬夜令老张的脸色黑得像锅底一样，雨水在他脸上的皱纹里汇成水沟，顺着脖子流下去。
母亲给老张搭了把手，两人在公交车站的雨棚下聊了几句。原来，老张的脚因为严重的真菌感染，痛痒难忍，所以才总是站不稳。
母亲问老张：“为什么今天必须弄完？”
老张说：“不弄不中。”
废纸壳淋湿了，回收站不要，也没有额外的仓库。
即使当前废纸只值4毛5—斤，但总比一分钱卖不出去要好。母亲又帮着他把几捆纸壳抬到木板上，摞起来，用塑料纸盖着，压住。湿冷的雨，混合着厨余垃圾的脏水，在垃圾房外的马路上淌出很远，行人跨着步子掩鼻而过。
“老张身体坏了。”母亲叹息。
不久后，母亲没有再在垃圾房看见过老张。他离开深圳回老家了。
他的妻子雨虹和小儿子留了下来。
以往，雨虹的主要工作是把垃圾桶里的塑料、纸壳、泡沫、铁制品等可以回收的废品分出来；老张负责把废品捆绑、装车，送往回收站：他们的小儿子则负责把垃圾从垃圾分类点运到垃圾房。现在，三个人的工作，摊给两个人。雨虹把丈夫之前的工作也承担了，开起了三轮车，瘦小的身体载着高过头顶的垃圾飞驰着。
每天，雨虹和小儿子要处理20大桶、体积超过100立方米的垃圾。从下午1点至凌晨2点，他们埋身于垃圾堆。凌晨2点，垃圾全部分完类后，彩虹会先回到出租房睡觉，小儿子继续留守垃圾房，等着凌晨5点另一辆垃圾车拉走”其他垃圾”后，垃圾房才关门。第二天中午，雨虹休息完，吃完中饭，便回到垃圾房，把垃圾拉到大型回收厂卖。
如若将这个豪宅小区比喻成一个巨人，那么垃圾房就是他的排泄口，雨虹一家是处理这些排泄物的人。黑色塑料垃圾桶超过雨虹的身高。她戴着塑胶手套和口罩，身体靠着垃圾桶边沿，麻利地从里面分拣出可以卖钱的垃圾，迅速丢进身边地板上用来分装的空盒子。这些垃圾最后都变成钱，变成一家人在深圳赖以生活的资本。
母亲每次经过垃圾房都跟雨虹打招呼，雨虹会像兔子一样从垃圾堆里快步走出来，自然地和母亲拉手。 “嫂子你个子不大，你咋这么有用呢？”母亲说。雨虹不到一米六，86斤。她把上衣撩起来给母亲看，她的腰一只手臂就可以环抱。
五十八岁的雨虹来深圳二十七年了，和丈夫承包豪宅小区的垃圾房也已十二年。
雨虹一家来自安徽淮北。
1996年夏天，三十一岁的雨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两岁。当时，雨虹和丈夫都有重型卡车驾驶证，跑运输，最常去的地方是连云港和福建。在那个灿烂的夏日，她在县城的大喇叭里听到蓬勃的男声：“深圳开发，欢迎来深圳找工作！”
雨虹的父亲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母亲是学校的语文老师，早年间从上海被下放至淮北。雨虹有七个兄弟姐妹，前五个都是女孩，她排名老二。父母将他们每一个孩子都供到了初中毕业。
父亲说：“你们五姐妹去深圳闯一闯吧！”在当时的淮北，她们成了最早闯深圳的人。
在父亲的帮助下，五姐妹在县城民政局开到了外出务工的介绍信，在公安局办到了有印章的边防证。
雨虹不记得具体是哪天从淮北出发的，只记得从罗湖火车站下车的时候，站台上深圳劳务部门派来的年轻人已经在等着她们。“你们这五朵金花，真漂亮！”
她们被领到当时的罗湖酒店做服务员，一干就是六年。2002年，罗湖酒店着火，装修需要时间，姐妹们一时间都失去了工作。
“深圳不是养闲人的地方”。
雨虹又去了别的餐馆做服务员。中途听说保姆的工资比服务员更高，一个月可以挣600元，雨虹动了转行的心思，但一直没有机会。
不过，生活的转变往往发生在一瞬间。
某天，雨虹工作的餐馆里，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刚会说话的孩子在用餐。女子不断跟站在桌边的服务员重复两个韩语单词：컵”keob”杯子”），“물”（mul，“水”）。尽管女子一遍又一遍地说，年轻的服务员还是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雨虹那时喜欢看韩剧，也因此熟悉了一些韩语。情急之下，她自己拿着杯子接了一杯水，递给孩子母亲。韩国女子一个劲儿地双手合十对雨虹说：“사합니다”（“谢谢你！”）
不一会儿，返回餐桌的女子的丈夫知晓了事情的经过。他用中文告诉雨虹，自己在三星工作，老婆刚从韩国过来，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如果雨虹愿意，可以来他的家中做保姆，一个月1100块。
这是一个远远高出雨虹预期的工资。
雨虹当即决定去。韩国人一家姓李，房子就买在如今垃圾房所在的小区。也是从那年开始，雨虹五姐妹陆陆续续都在这个小区找到了保姆或钟点工的工作。2010年，雨虹偶然得到了承包小区垃圾房的机会，她从老家叫来丈夫，一起开启靠卖废品赚钱的日子。
当我的母亲得知雨虹如何主动利用帮韩国人家办业务的机会，与管理处掌握实际权力的人交朋友，如何从对方的谈话中得知垃圾房有空缺，如何勇敢地毛遂自荐时，她感到佩服：“嫂子，胆子真大！”
母亲想起年轻时，她和父亲还尚未出门务工。有一次，在县城汽车站开饭店做生意的远房孙姓表叔告诉母亲，他认识的一家面食店要转让，建议父母去城里盘下来，做一个生意人。但那也意味着，他们得放弃在农村的一切，那些庄稼、牲畜，以及熟悉的生活，离开家，去和城市正面交锋，应对那些聪明又体面的城里人。
启动资金需要4万块，他们的积蓄只有270块。不敢贷款，怕还不起，村里只有开药方的赤脚医生王医生家是万元户，但借钱也借不到。迫于现实，他们丧失了勇气，失去了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可以跨越阶层、变得富有的机会。
看到雨虹，母亲回想起当初的选择：“也不后悔，如果当时去了县城，就没时间陪你俩了，你俩可能书就读不出来。都是命吧！”
在疫情尚未发生以前，雨虹通常是在晚上雇主家里不需要人干活时，来垃圾房给丈夫帮忙。疫情发生后，韩国人一家搬去了香港。因为隔离政策，三年里，雇主一家从2020年初到香港后，便再也没有回深圳，最后干脆陆续卖掉了在深圳的房产，定居香港。
疫情期间，深港不通关，雨虹没法去香港韩国雇主家继续做保姆，也没有回过老家淮北。如若不是我和母亲主动走进垃圾房，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整天被垃圾围困的女人，竟然可以说一口流利的韩语，写一手漂亮的韩国字。母亲更是感到惊奇，开玩笑说：“嫂子，你教我学学韩语！”
二十年前，当雨虹来到位于香蜜湖的这处小区时，附近十字交叉路口两侧还不是如今令普通人可望不可及的高端楼盘，而是墓地。墓地附近是很小的一座土山，山被铲平，盖上了房子。这令母亲感到震惊：“房子盖在墓地上，人还住得挺好，买房照样买！不愧是深圳！”
韩国男主人给雨虹买来双语教材，她一边学韩语的同时，女主人也渐渐学了一点中文。中间有三年，雨虹还跟着女主人一起去深圳大学上语言学校，在女主人学习的过程中，她也跟着重新温习了知识。在做保姆的二十年里，雨虹跟着雇主一家去过无数次香港，还去过两次韩国，其中一次去了雇主的老家釜山。“是个普通的三线城市。”雨虹评价道。令她印象深刻的还是首尔。
雇主在首尔的家并不大，“不算太穷，也不算太富，算是上等户吧”。雨虹觉得首尔很干净，比深圳还干净。
免税店里的化妆品很便宜，在香港卖几块钱的一张面膜，在首尔只需要4毛钱，深圳上千块的”雪花秀”，在首尔只需要几百。虽然雨虹的韩国菜手艺赢得雇主的称赞，但在首尔，天天吃泡菜还是让她苦不堪言，“韩国人连汉堡里也是加泡菜”。
雨虹从来没跟老家的人提起她去过韩国。雨虹说，说了没什么意思，无论你去了哪里，你还是个打工的，既然还是个打工的，就没什么好说的。她一开始也没跟老家的人说过自己在深圳做的是”垃圾”生意，做的年数多了后才说起。“这是下等人做的活儿，没什么好说的。”
雨虹去韩国雇主家里时，雇主家的大女儿才两岁。
如今，大女儿已经在首尔大学读完了博士，雇主家的二女儿也已从香港大学毕业，小儿子即将参加高考。可以预见，孩子们都将会走上一条精英之路。后两个孩子从出生起，便由雨虹带着。她不仅是保姆，也是孩子们的中文住家教师。她给孩子们读了无数个睡前童话故事，最小的孩子最喜欢听《卖火柴的小女孩》。雨虹和雇主一家处成了家人，“像是我自己又养了三个孩子，尤其最小的那个，跟我特亲特亲”。有一次，女主人带着小儿子回韩国，第一天坐飞机去，第二天就回了深圳。孩子哭闹着要跟雨虹在一起，四岁了还管雨虹叫”어머니”（“妈妈”）。女主人并不生气，孩子叫什么都好。二十年里，雨虹的工资从当初的1100块涨到了1万多。
疫情期间，雨虹虽然没能帮助雇主照顾家庭，但雇主把深圳几处房产的钥匙都留给了她。遇上有人上门看房的，都是雨虹去现场协调，雇主的房子都是在雨虹的见证下卖掉的。雇主一家在深圳房地产勃发时期多处置业，这些标价上千万人民币的房子，卖出的资本所得令雨虹无法想象。也因为这些房子，雇主一家实现了财务自由。
雨虹没有在深圳买房，挣到的钱都拿来养留在老家的三个孩子。孩子大了，存的钱则用来给两个儿子在淮北买房、买车、娶媳妇。她用在深圳的奋斗，换来了在淮北相对殷实的家境。雨虹并不是没有想过在深圳买房，但”胆子太小，没敢贷款”。虽然雨虹夫妇在深圳靠着”垃圾”让儿孙辈在县城拥有了足够体面的生活，但说起自己的垃圾分拣工作，她仍旧觉得是”没什么前途的人才会干的工作”，不值得大肆宣扬。这跟母亲对待她的保洁工作态度一样：“娘没什么用了，才只能做保洁。”
如今，雨虹的三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大儿子在不远处的另一小区承包垃圾房，做着跟母亲一样的生意。
十三岁的大孙子已经留在深圳念小学。小儿子跟着雨虹。女儿则嫁到了南京，做4S店生意。
母亲以前以为雨虹很可怜，在闲聊中得知她的经历后，母亲佩服得五体投地。“嫂子你也太厉害了，挣到钱了。太有用了。”母亲叹息一番，不忘感叹自己还是来深圳太晚。
1996年雨虹来深圳时，她的三个孩子全部丢给了爷爷奶奶照顾，她只有过年时才回去看看。孩子们不爱读书，雨虹自觉“错过了他们的成长期，尤其是小儿子，说起来是有些亏欠的。”但雨虹很豁达——不是作父母的不供孩子读书，而是孩子不愿意读，那就没办法。说起雇主家学业优异的三个小孩，雨虹说，主要还是孩子们自己爱读书，家里有一整面书墙，孩子们放学回家写完作业都是在读书，有时候喊吃饭都说要先把一本书读完。
到今天的景况，雨虹已经很欣慰了。自己的孩子现在踏踏实实，愿意跟着做这份垃圾回收工作，把自己的小家庭日子过好，也不错。
母亲跟雨虹说话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正来来回回从小区楼栋底层的垃圾分类点运送垃圾桶过来，忙碌又敏捷。母亲问他，年轻小伙子为什么愿意干如此辛苦的工作？他说，有钱赚就行。
其实在跟着父母进入垃圾行业以前，雨虹的小儿子也辗转于各地打了不少工，还跟着姐姐一起在南京做过生意。来深圳时，他已经结婚生子。现在，七岁的孩子跟着妻子留在老家，只有寒暑假才会来深圳住住。“孩子喜欢老家，在老家舒服，老家啥活儿也不用干。”
在2020年9月1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以前，雨虹的丈夫老张做垃圾回收时，要专门逐栋楼地上门收垃圾。垃圾强制分类后，他便只需要去每栋楼底层空地，将垃圾分类点初步分好类的垃圾运过来。垃圾房变成了 “专项垃圾暂存点”，接收家具、电器电子产品、绿化垃圾、年花年橘、花卉绿植等废弃物。实际上，他们一家人的工作量相比以前减轻了。
这座垃圾房伴随着1997年该小区建成而存在，掩映在一片浓郁的竹林里。十二年来，雨虹的家族成员围绕这处小区打转，没有离开过。如今该小区的商品房每平米参考价超过12万元人民币。
站在雨虹阿姨的垃圾房里，可以看到铁门外走路的人、等公交的人、上下车的人、拿着鲜花的少女、骑自行车的中学生，还有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向雨虹问路的人。一只黑白相间的奶牛流浪猫时不时来光顾。垃圾房的天花板，像是一条正在蜕皮的蛇，皮肤一层层炸裂，卷起来，似乎风一吹就会落在堆满垃圾的地板上。
白天，垃圾房是无处下脚的，只有到晚上10点之后才能腾出一点缝隙落脚。角落里有一张蓝色的简易单人床，床头放着灰色的被芯，雨虹累了的时候，便去躺一会儿。一个绿色的布面圆凳子，靠着铁门放着，雨虹经常坐在那里把一张张纸壳摞起来，再用绳子捆住。垃圾房的墙上有两只捡来的乳白色钟表，一只是方形的，时间静止在中午12点07分；一只是圆形的，指针正常行走。墙上的《垃圾房日常检查表》里签着雨虹的名字。
除了卖这些废品赚钱，雨虹和小儿子每个月还能各拿到小区物业发放的2700元工资。墙上的挂钩上，挂着雨虹常背的包包，一个是印有”平安喜乐”的帆布包，一个是粉红色的单肩包。靠着墙边，捡来的简易木架上，有一只青蓝色的电蒸锅，里面的食物在沸腾。是糯米鸡汤，雨虹拿来做夜宵的。汤里有鸡腿、糯米、枸杞、红枣，黏稠的糯米鸡看起来营养丰富。食物的香气飘过来，冲淡了垃圾散发出的腐败气味。
除了煮在锅里的食物和雨虹的自有物品，垃圾房里的一切都是别人丢弃的废物。站在垃圾房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被丢弃的众多物品，有些并不是坏了，只是不被喜欢了，只是主人要更新，或者因为变动的生活无法带走。母亲无法理解的”为什么明明没坏，却要丢弃”的事情，在这里泛滥成灾：崭新的铁锅，花瓶，毛绒玩具，指甲刀，文具，陶瓷碗……应有尽有。这些”废物”，被雨虹以”能卖”和”不能卖”的标准分拣。
雨虹卖废品的收购站在一条隧道的尽头，有营业执照，来自四川的老板夫妇经营着三四百平米的垃圾回收场。他们做垃圾生意二十年了，养有一帮工人，有十辆大卡车将这些收购来的废品运往周边工厂，重新加工使用。
不仅雨虹，周边拾荒者、保洁员、家政工、收购废品的人收集的垃圾，都往四川老板这里卖。母亲捡来的缝纫机就是被上门收购废品的阜阳老高卖到了这里。
和雨虹不同，老高没有自己的垃圾房，常年骑着一辆三轮车上门收购废品。因为不缺斤少两又价格公道，积累了不少熟客，经常会有电话喊他上门收购。母亲也是老高的熟客之一。
2000年，老高和另外两个阜阳老乡一起来深圳收废品，从事这行已二十三年。二十三年里，他过着他口中”自由自在，没有人管”的日子，靠着卖废品赚来的钱供养一双儿女读书，帮儿子娶了媳妇、买了房，现在已经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了。老高眼下蹬的这辆蓝色小三轮车已经是第八辆了，早些年，他天天和交警躲猫猫，被没收了好几辆车。
老高今年六十岁，驼背，很瘦，戴着眼睛，见人总是热情地笑。他初来深圳的时候还和老乡们一起在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小区合住过，那时候的月租才几百块。现在他和老乡们搬到附近更老的一个小区，一个月2000块房租，三个人平摊。老高的货源全仰仗着二十多年积累
的人脉，电话一响，确定好地址，他蹬起三轮车就走。 能让老高赚到一些钱的主要是大件，如洗衣机、冰箱、饮水机等。
老高总是匆匆忙忙的，雨虹经常碰到他，两人碰见了，微笑着点个头算是打了招呼。
母亲问老高：“你咋不去承包一个垃圾房呢？”
老高说：“我做自己的老板，一个人多好，想放假就放假，想休息就休息。”
雨虹当下的生活与老高形成了鲜明对照。
春夏秋冬，晴阴风雨，哪怕是在除夕夜，垃圾房都没有关门。垃圾永不停歇，雨虹没有假期。“搞得够够的了。”雨虹感叹。为了挣钱，一家人舍不得放弃这个行当。“要赚钱，现在的社会只要有钱就好。”这是雨虹得出的结论。
一天晚上，我们在垃圾房遇到了雨虹的三妹雨燕，她正在垃圾堆里挑选被丢弃的旧衣服，一件件在自己身上试，喜欢的就塞进袋子里，不喜欢的丢进垃圾桶。她是一个看起来更加风风火火的人。雨虹说，妹妹在小区里给四五户人家做钟点工，每个月赚得也不少。我对雨
燕说，你姐姐说你很厉害，做了很多份工。她爽快地笑了： “都是在深圳要饭！”
雨虹还跟韩国人学会了美容和护肤，虽然五十八岁了，但她脸上的皮肤紧致，偶尔还会打美容针。美容针是她一手带大的雇主家女儿从韩国寄给她的，她自己注射，从未失手。去美容院一次需要3000多块，自己动手，199块的药品可以用两次。雨虹文着修长的眉毛，有一头乌黑的自然卷，像极了韩剧《请回答1988》里的“豹子女士”。她极瘦的身材，一方面是因为辛劳，另一方面也是刻意维持。
雨虹的目标是工作到六十五岁。在这之前，她等着通关签证办好的那一天，到时候，她会把垃圾房交给小儿子，再雇佣一个老家的人来帮忙。她还要去韩国雇主家里做保姆，直到觉得钱赚够了的那一天。
到了可以实现”自由”那一天，雨虹真正想去的地方是大理。
她说她要一个人去，不跟任何人一起。不带老公，也不带晚辈。
做保姆的时候，雨虹很少浪费假日。她常常一个人出游，香港、澳门、北京、上海、西安、西双版纳、九寨沟……去得最多的是大理。她不喜欢跟人一起，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需求。“有哪些东西你看上了他没看上、他看上你又看不上，耽误时间。我自己的话想买就买，想走快走。”
雨虹不喜欢被禁锢。在疫情封城期间，小区只出不进。雨虹憋得难受，就申请了去隔壁小区做义工，主要是引导居民做核酸。她做了七天义工，解封后又回到垃圾房。
雨虹说，如若我是在香港街头遇见她，我一定认不出来她是垃圾房里的雨虹。雨虹出游时一定会穿上吊带裙，打扮得漂漂亮亮，拍好看的照片。其实，雨虹不在垃圾房里的时候，从穿着上，也不会有人看出她在做这份体力活。她的装扮完全不像刻板印象中快六十岁的阿姨，牛仔裤、棒球帽、小西装、运动鞋，她总是很轻盈，很有活力。
大理是四季如春，空气清明。雨虹已经考察过了，在那儿的农村里租一个可以种菜的院子，一年其实只需要1万块就够。老了就在大理种菜，看山看海。
有一天，雨虹跟女儿说：“去了云南大理，我就再也不回来。”
女儿问：“那你要是生病了怎么办？”
雨虹开玩笑说：“我去山上找一个岩洞，自我了断。也许你会在新闻上看到我。”
在这点上，我与雨虹相似，我也认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与我母亲一定要叶落归根的生死观念截然相反。
我问雨虹：“但是你挣的钱还是大部分都给了儿子吧？”
雨虹说：“对的，也得给儿子。
“话说回来，人生的意义就是干活得干，挣钱得挣，玩也得玩，要开心一点，自己不要亏待自己，人生短暂几十年，千万别亏待自己。
“反正人生不就这样吗？人生苦短，失去再也找不回来。”
有一次，雨虹从一堆垃圾中挑挑拣拣，递给我一个包装盒，要送给我。
盒子上写着”福娃 friendlies。“，原来是五个不同颜色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估计是因为其中一个福娃的脸上长了霉斑，才被丢弃。我恍惚间发觉，2008年已过去了十五年。
我把福娃拿回家，摆在了沙发上。
在雨虹的印象里，垃圾真正能卖出钱，也是近十几年的事。电商的普及，让垃圾的体量爆发式增长。骤增的垃圾背后，是一座城市膨胀的财富，以及旺盛的消费能力。
垃圾也分淡季和旺季。一年当中，只有春天是淡季。五一至中秋是比较充足的时期。中秋至春节则是爆发期。一个星期中，周五、周六、周日、周一的垃圾量比另外三天工作日要高。在垃圾房工作久了，雨虹得出一个规律：当人们获得闲暇，便要消费。
这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小区，雨虹捡到最多的贵重物品，便是花花绿绿的外国钱币，有的夹在书里，有的夹在纸堆里，有的等来了失主，有的交给了物业管理处。
雨虹以前经常打交道的群体也是外国人。因为曾经给韩国人做保姆，她交到的最多的朋友是韩国人，与她们一起聊韩剧、聊美容和养生。进出小区的时候，保安也常误以为她是韩国人。
雨虹跟我说：“小姐姐，我可以教你学韩语。”
她教了我三句话。
你好 녕하세요 （annyeonghaseyo）
晚上好 좋은 저녁이에요 （joh-eun jeonyeog-ieyo）
谢谢小姐 고마워요 아가씨 （gomawoyo miseu）
雨虹说韩语时嫩秧秧的腔调，跟她说汉语时差异很大，带着羞怯和喜悦，向我和母亲分享。面对母亲说的因为不识字受了很多憋屈的往事时，雨虹鼓励母亲：“长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有雨虹这样的榜样在，母亲学起拼音和汉字来就更认真了。
有一次，我和母亲好几天没见到雨虹，他的两个儿子紧闭垃圾房的大门，埋首整理垃圾。后来雨虹出现了，她告诉我出了一趟远门，去了上海、苏州、杭州，还回了合肥弟弟家一趟。
我发现她染了大红色的指甲，很漂亮。她告诉我：“我喜欢大红色，花了100多块做的。”垃圾房里，面对整整十一大桶需要重新整理分类的垃圾，雨虹顾不上新做的指甲，随手抓起一个上面还残留着米粒的快餐盒，跟我回忆起在韩国时，关于别人如何做垃圾分类的见闻。
去韩国的时候，雨虹特别留意了韩国的垃圾分类。
雇主在首尔和釜山的家中都贴有垃圾分类操作指南，垃圾按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分门别类地放进垃圾袋。塑料餐盒、奶茶杯子丢弃之前会洗干净，连附着在上面的标签都会撕下来。一些破碎的玻璃瓶、碗，要一层层用旧报纸包起来，用胶带缠紧，以防割伤清洁工人的手。木板、废弃家具不能乱丢，搬运工人上门搬运时，按斤收费。
雨虹一边说，一边把垃圾桶里的可回收塑料挑出来扔进专门用来装塑料的大纸盒里。她在韩国雇主家做保姆的时候，雇主刚开始还会严格按照标准去做分类，后来发现中国没那么严格，也就按照中国的标准来整理垃圾了。
我跟雨虹说：“如果我们也像韩国那样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罚款到个人，那也许就没有阿姨你现在做的工作了……”
雨虹表示无奈。
深圳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成本，才保持了城市的干净和整洁，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也给一些”边缘人群”提供了工作，让垃圾行业还有一些缝隙存在。
雨虹做保姆的时候，曾经在早上9点去蛇口坐船观光。“花100多块钱，可以坐三个多小时，可以看香港、澳门、珠海/
现在，垃圾完全把雨虹捆住了。
“一分一秒都离不开。” “每天2点回家，要干两杯酒才能解乏。”
雨虹很苦恼，她很想找到接盘的。曾经有老乡来试了几天，因为受不了黑白颠倒的作息，很快就放弃了。
另外，因为一旦接手，就得给物业公司交4万块钱的押金，这个门槛也难住了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