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上旬，我们在封闭的间隙搬了家，从那个住了两年多，时常被挤得”龇牙咧嘴”的小两房，搬到了同小区一个更大的房子。
母亲极力阻止我们搬家，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得付比6000元更多的房租给房东。得知新房租的具体价格后，她立即在心里换算：“这比住旅舍还贵，商南最好的旅舍平均下来一天都不要这么多钱。”但她的阻止并不起作用。母亲带着责备的怨气，每天下班后帮我们搬家。搬家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从外面捡回了多少”破烂”，才终于看到这个小小的出租屋装下的东西一卡车都拉不完。
我们一边扔，一边搬。
搬到新家后，母亲的卧室像是一张满是褶皱的海绵舒展开来。睡觉的时候，她的腿终于可以在床垫上伸直了，想怎么翻身就怎么翻身。躺在床上，抬高枕头，侧身，母亲可以看到窗外从海边起飞的飞机。她依旧没有拉窗帘睡觉的习惯，天气晴朗的时候，还是会一架架数飞机：“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亮着光，飞机不停地跑，不知道天上每天飞多少人？”她会分析机身的大小、翅膀的开合、飞行的高低，数着数着，就睡着了。有时候，她会在床上看见海边升起的圆月。
厨房也终于有了窗户，站在洗碗槽前洗菜的时候，可以看到对面的豪宅阳台。“那阳台多好，都抵两间屋子那么大。”母亲常看到有人在阳台上喝茶、跳舞。她常想，要是我儿女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多好，但她很快意识到，这是”想不到”的事情。
每个月，物业贴在门上带有支付二维码的水电费收款单令母亲”心惊肉跳”，隔壁领居门上的”居家隔离”封条令母亲”心惊肉跳”，穿着白大褂的人开着救护车进小区令母亲”心惊肉跳”。我们在”心惊肉跳”中过着家庭生活。
住进新家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跟我一起经历的两年多的疫情防控生活，开始出现变化。每天都要做核酸、没有绿码无法通行的日子结束了。
紧接着，我们一家人陆陆续续开始感染。那一周，我始终昏昏沉沉，有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度过的感觉。我的朋友圈里有人用”劫后余生，乏善可陈”来形容这一年，我大致也是类似的心境。咳嗽持续的时间最长，我的嗓子像积雪的马路被大扫帚一遍遍扫过，每扫一下我便狂咳不止。
在感染风暴中，母亲去常光顾的菜场买了五个大梨子，每天给全家人炖冰糖雪梨。她刷短视频，上面的专家说要喝冰糖雪梨。对她来说，最好的特效药就是那锅冰糖雪梨，而不是我们抢购不到的”奈马特韦利托那韦”。
另一款”特效药”是萝卜片煮面疙瘩，她说，小时候感冒，外婆就是做萝卜片面汤给她吃，从来没买过感冒药。母亲总是想到外婆，我问母亲：“妈妈，你每天都在想外婆吗？”
“每天都想。”母亲说。
她从不说自己”阳了”，她脱口而出的都是”感冒”。
惊奇的是，一家四口人，母亲症状最轻。高烧退了之后，她便恢复了元气，休息了三天便又活蹦乱跳地去上班了。
每次她下班回家看到病怏怏的我，我都觉得她的表情带着一些歉疚，似乎她不应该去上班，而是应该照顾家中东倒西歪的病号。
但其实我知道她的私心。那几天，她所在班组的保洁员都”感冒” 了。一开始有人还瞒着，高烧到脸发红了还坚持上班。当大家都发烧了，也就无所谓了，连经理也请了一周长假。她所在的写字楼更没有什么人坐班。母亲之所以康复后就立马上班，是因为她”算计” 着，这是一份”便宜钱”，相比平时，那些天的卫生很好打扫，基本没有什么人去卫生间，这样好挣的工钱她舍不得放弃。
12月31日，母亲获得了一天假期。
感染病毒初愈的一家人去深圳湾看这一年最后的日落，沿海栈道上到处是人。圆圆的太阳低悬空中，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闪着粼粼波光。鱼儿们跃起来，一头扎进水里，又跃起来，再一头扎进水里。母亲也跟着欢欣雀跃，“嘿呀，嘿呀！”拍起手掌，给鱼儿们鼓劲，像是回到了农村，旁若无人。
深圳湾里有很多母亲没见过的鸟：黑脸琵鹭、鸠鹤、大白鹭、苍鹭、池鹭、红嘴鸥、琵嘴鸭、针尾鸭、白眉鸭……这些鸟儿让母亲的眼睛应接不暇，她统一称它们为”鸭子”。
“鸭子”们非常聪明，瞄准，下坠，一条鱼到嘴。
有的”鸭子”腿特别长，游累了便单脚站立在礁石上晒羽毛。还有成群的”短腿鸭子”争抢游客丢在水里的面包屑。一排排的”鸭子”像约定好一样，停在海中间的浮球上，一旦有”鸭子”飞起来，另一只就马上占据位置，这令母亲感到惊奇，让她想到，秋天时，每隔一阵便从老家屋顶飞过的大雁队伍。
太阳渐渐沉下去，人群开始倒数，母亲也跟着倒数：10， 9、8、7……“一年又过去了。”海面像附着了一层雾霭，对岸星星点点的灯光亮起来。
这一年过完，母亲所在保洁班组里的大部分保洁员都因各种各样的理由辞职或被辞退了。
到母亲也辞职的2023年1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二），本来三十多人的保洁班组只剩下六个人。
保洁员们主动辞职的理由很简单，回家过年。尤其是2020至2022这三年，很多人已经连着两年没回去了，2023年这一年，无论如何要回去。
对同样在这栋写字楼工作的白领来说，回家过年不至于到需要辞职的程度。但对于在入职时便条件不对等、没有法定节假日的保洁员而言，年底时，辞职就成了那些决心要回家的人的选择。回家本身对他们就是一件要下很大决心的事情，他们离家太久。为了能在汹涌的春运浪潮中买到车票，他们一般会比普通白领提前一到两周返乡。然而，环境公司最长只允许保洁员请一周的假，再长就很难批准，一旦招到新的人，岗位被替代，请的假便不算数了。既然两头都不稳妥，不如就安心回家，来年返回深圳，再重新找工作。
被动离开的理由则五花八门。
伪造身份证将自己年龄改大十岁、一辈子单身的四川班长圆大伯，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被强制劝退了。他主要负责写字楼南侧的外围清洁，在这里做保洁的两年间，他经常被经理批评，小麻烦不断，共计被罚了六七百块的工资。哪怕保洁队伍很缺人，经理也仍旧不会收敛脾气，今天让这个滚，明天让那个滚。被劝退后，圆大伯没有抗争，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保洁班组。他私下跟母亲说，还想再做一年，再回老家。
他是一个很活泼且带有幽默感的大伯，我去找母亲的时候，他经常会比划出孙悟空查看前方是否有危险的姿势大声说：“你好啊！”这是他跟人打招呼的标志性动作。得知自己要被开除后，他再也没做这个姿势，见人也很少说话。有人想让他介绍工作，问，你这儿好吗？
他答，不好，不要往这儿来。
母亲之所以觉得圆大伯可以亲近，是因为他跟自己一样，不认识多少字。母亲是到写字楼工作后才发现，原来保洁员当中，还有人一天学堂都没进过，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来自四川、五十七岁的翠柳阿姨就是其中一个。她不仅不识字，还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前任经理直接喊她”聋子”。她被老乡带到这栋写字楼里做卫生五年了，没换过地点和岗位。签到表上的”姓名”和”时间”栏，翠柳阿姨都是瞎填的，经常会写上16：68、10：76这样的时间，经理派老乡小英阿姨去跟翠柳解释，无论如何讲，她都还是不懂一小时是60分钟。经理只能放弃，让翠柳阿姨以打”✓“代替签字。
后来，还是四川老乡告诉母亲，翠柳阿姨是因为小时候得了脑膜炎，耽误了治疗，才引致听力障碍。母亲跟翠柳阿姨常各说各话，牛头不对马嘴，虽然没有完成任何信息交换，但也算是”聊天” 了。母亲最开始入职写字楼做保洁时，正是翠柳阿姨带着母亲学习所有流程，算起来，翠柳是母亲的”师父”。在母亲眼里，翠柳并不可怜，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成家了。她的生活状态也不差，偶尔还会去广场上跳舞，有漂亮衣服穿。关键是，翠柳的脖子上、耳朵上、手上都戴着金饰，全是儿女买的。那金闪闪的大镯子令母亲羡慕。
因为听力障碍，翠柳很依赖老乡的帮助，在别处也很难找到工作。这一年，她决定先辞职，短暂返乡，回来后再重新入职，继续来写字楼打扫卫生。
刚来深圳的一段时间，母亲不敢在任何同事面前说自己不认识多少字。
我问母亲：“妈妈，看到有人比你识的字还少，你是啥感受？”
母亲说：“好一点儿，嘿嘿，还有人跟我一样。强一点儿。要是所有人都识字，我不识字，那可难受……”
我问：“你觉得找到了同类吗？”
母亲答：“那肯定。我想着我们这几个不识字的好笑，我们这一代农村人太可怜了，连个字都不识，原来也不是光我不上学……”
因为读书少，母亲吃尽了没读书的苦头，她身上这也痛那也痛，就是卖苦力留下的印记。她认为老了还要做保洁就是不读书的结果。
我记得在我们姐弟俩还在读书的年纪，她经常吓唬我们：“不好好念书，就跟你娘一样做苦力！每天身上脏得像泥巴狗一样！”她就是用做苦力的方式把我们养大。这些保洁员中的大多数，也是做苦力养大他们的儿女。
负责大堂清洁的”疲劳女”皮阿姨干活认真又仔细。年底时，经理接甲方要求：大堂关乎一栋写字楼的门面，要花更高的工钱请更年轻、形象气质好的保洁员干。皮阿姨从写字楼辞职，在附近的小区找到了另一份保洁工作。
皮阿姨的两个江西老乡，一个不得不应儿子要求，回去侍候儿媳妇坐月子；一个因为跟副经理吵架，愤而离职。后者年轻的时候腰部受伤，没做手术，留下后遗症，工作的时候比其他保洁员慢。她跟副经理说，给她安排的岗位太大了，要求缩小岗位。副经理很生气，推操了她，阿姨气不过，就走人了。
在深圳有房的茉莉花阿姨，因为糖尿病，接连几次在工作中晕倒后，自动离开了。
管理保洁员们时间最长的副经理辞职后，去了深圳机场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做带班，依旧是管理保洁员，打扫空房间。写字楼里有几个因为超龄被辞退的保洁阿姨便去了副经理那里，一个月3300块，副经理还帮她们找到了住处。
这一年，母亲捡到过八次工卡、四次手机，她都主动上交，拍照片告诉副经理，物归原主。这一年，三方加起来管理母亲和她的保洁员同事们的经理超过五个。
在保洁员口中，经理是管理他们的人，是一个代称，虽然他们总是扮演”恶人”的角色，但做到经理的职业路径比一般的职场升迁要吃更多苦头，有时候也是不得不扮演”恶人，
新来的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经理，在深圳保洁行业待了十多年。她最开始在酒店做清洁，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0块。在进入深圳还要边防证的年代，像母亲这样的老年群体是无法进入保洁行业的。深圳的清洁人员开始大规模使用外来老年务工人员也是近十年的事情。随着深圳快速发展、平均工资不断提高、房价不断飙升、人力成本上升，月薪3000元的保洁工作只能留给像我母亲这样的群体。
更真实的原因是，深圳这座超级城市正在经历”人口红利”的消失。曾经的年轻人越来越老，当下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他们不再愿意也不是必须要投身艰苦的劳动。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这种境况也许将一直延续。
年底保洁人员的不断流失，意味着春节前后这一个月，人手是严重短缺的。母亲和其他仍旧留在深圳的保洁员除了要做自己的本岗位外，还要被抽调来兼顾其他人的岗位，有的阿姨一个人要做六层楼的卫生。垃圾桶里的垃圾堆成小山。但环境公司并没有给这些留下来的保洁阿姨增加工资。
“这些人就跟我的老姊妹一样。”对于每一个离开的保洁员同事，母亲得知后，都会主动跟他们拍一张合照。母亲能做的似乎只有这些，照片至少能证明他们在一起工作过。
留下来的保洁员也各有各的理由。
担心回家后，转年找不到工作，是最根本的原因。
经理不止一次在开会的时候说，公司正准备清退六十岁以上的保洁员。虽然环境公司一时找不到人，但对他们来说，雇工里面超过六十岁的工人也给公司带来了风险，他们的健康问题是一个隐患。这就使得身份证上年龄越大的保洁员，越不敢轻易请假和辞职。
有的保洁员为了留下来，甚至托关系去伪造身份证，将实际年龄改小。不过，这个”身份证”只是一张复制卡片，只能勉强应付检查，并不能联网，也无法作其他用途。这一切的背后，不过是想保住一份保洁工作。
菖蒲大叔便是因为超龄而不敢辞职，他六十八岁，是山东济宁人，光头，有着一双大眼睛。菖蒲大叔跟翠柳阿姨一样，有听力障碍，每次别人和他说话，他都要把头使劲侧过来，把耳朵靠近说话人的嘴巴，才能勉强听清。菖蒲大叔很活泼，爱与人打交道，年轻时当过兵。他在这栋写字楼里做了十年保洁。
母亲问菖蒲大叔：“你咋这么能吃苦，做这么多年？”
大叔的回答另母亲意外：“我的目标是在深圳买房子！”
他常把”要在深圳买房子”挂在嘴边，说得多了，其他保洁员都当菖蒲大叔是在吹牛皮。
母亲问菖蒲大叔：“你现在攒的钱能买多大的房子？”大叔嘿嘿一笑：“连一个厕所都买不到……”
深圳这座城市最流行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另一句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用《向深圳学习》书里的说法，这些老人也跟这座城市一样，要赶在真正老去之前，完成对失去时间的救赎。
深圳由一个渔村变成一座超级城市，是打开大门拥抱世界之后，与失去的时间赛跑的结果。对像我母亲一样从农村来到深圳的保洁员而言，深圳就是一个新世界。
来深圳之前，他们在封闭的农村，在凝固了的时间里，流下汗水和泪水，留下一身伤痛，只赚到了很少的钱。深圳，起码是一个单位时间里劳动力价值更高的地方。他们要么打很多份工，要么一天工作16小时及以上，在保洁工作体系的协同下，把时间占满。保洁员在深圳，但深圳的一切公共设施和文化生活都无法与他们产生连接。他们与已经老去的身体赛跑，用时间换取金钱。每天有一些钱到手对他们很重要。在他们的观念里，没有”退休” 一词，问及他们准备什么时候真正休息，他们大多是带着苦笑告诉我：“到干不动为止。”
我的母亲也是如此。总结起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她说出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一辈子一点儿都没偷过懒，腿都做跛了还要做。”
或许跟公司的经营状态有关，前一年，春节期间保洁员人手不够时，经理还从外面招了钟点工来做辅助。今年不仅没有请钟点工，连让留守的保洁员春节期间工作三天、休息三天的提议都被驳回，更谈不上有什么福利了。这些在一起工作了一年的保洁员们，年终的时候，都没能聚在一起吃一顿饭，母亲感到很失落。至少她以前在工地和煤矿上打工时，老板好歹还会开一个团圆会，感谢大家一年的付出。
另外一些是跟随儿女留在深圳过年的，比如我母亲。
更多的还是想留下来再挣一些钱。“小不点”班长留下来了，喜年大叔也留了下来。他们能留下来，除了踏实肯干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理由——他们会操作用来冲洗地面的高压水枪，会开大型扫地车。
我问母亲，做保洁员三年了，在你心里深圳是怎样的城市？母亲没有正面回答，她用方言说：“金阁栏，银阁栏，不如自家的穷阁栏。”
四川的小英阿姨和母亲同班组，她是留下来的保洁员之一，不回老家过年。
她留下来的理由是，除了现在这份工，她还在同楼层做了一份打扫办公室的兼职，每天空闲时间去做，两个小时70块，两个半小时90块，一周三次，一个月可以多赚1000多块。这样的兼职机会来之不易，阿姨舍不得丢。
保洁员做兼职都是偷偷做，不能让经理知道，一旦知道就要被批评或者开除。
有一次，母亲撞见了正在做兼职的小英阿姨。
母亲轻声问她：“你在另外打扫办公室吧？”
阿姨点点头，并示意她再小声些。
过后，阿姨还专门给母亲发来微信，提醒母亲不要告诉别人。
小英阿姨的两个儿子都在深圳务工，做装修。他们计划开车回老家，回去之前，来邀请母亲一起坐车回，小英阿姨拒绝了。儿子们有些生气，摺下一句话：“你活一百岁哦，打工打一百岁哦！”
幸运的是，在写字楼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或许是因为天天开会都强调”安全第一”起了效果，除了老刘在下班后摔了腰之外，没有保洁员受过工伤。
2022年，是母亲三年里在深圳待得最完整的一年，老家没有发生她必须要回去的事情。一整年，她都在写字楼里做保洁。
一年365天，有330天她都是早上6点40分出门，赶到7点开早会前到达公司，11点半回家吃午饭，1点半又去公司，5点半回家，每天八小时。
春夏秋冬，循环往复。每天早上，从家到写字楼路上的七八分钟时间里，母亲通常会遇到楼下在手推车上卖早餐的摊主，遇到环卫工小菊阿姨及其他轮班的阿姨，遇到成群结队去商场、公寓楼、写字楼上班的保安，遇到制服上写着”物业”的年轻人，更多是遇到跟她一样做保洁的阿姨们。偶尔会遇到早起遛狗的人。有时候，母亲出门，楼下的环卫工已经将马路扫完了，在路边打瞌睡，她跟人打招呼：“嫂子怪早哦，一早都把马路扫光了”这反而把对方惊醒。熟悉了之后，母亲才知道，阿姨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开始扫马路，已经扫了二十三年，退休八年了，每个月能领2000多块退休金，还挣6000块工资。阿姨的电动车车身挂着一排塑料袋，里面装着捡来的纸壳、塑料瓶。“比我们老家的小伙子都赚得多。”母亲感叹。母亲问阿姨早餐吃的是什么？阿姨把饭盒打开给母亲看，里面是一块已经撒好调料的干方便面，8点左右，她会把保温杯里的水倒出来，泡一碗面吃。
早高峰时，母亲会遇到在走廊奔走的白领。他们抵达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要么是上厕所，要么是拿起水杯冲咖啡或泡茶，匆匆忙忙。我们的咖啡和茶饮广告总是营造着舒缓、闲适、有格调的氛围，然而，在高级写字楼里，咖啡和茶饮只存在于白领们匆忙的脚步之间，功能在于提神，为一天的打工生活开启一个”清醒”的上午。
母亲休过两次长假，一次是年初因疫情居家的那一周，一次是年尾因疫情全家都病了的那一周。
我问母亲，如何总结这一年？母亲的回答让我意外，她说，从年轻到老，打了这么多年工，还是今年在深圳挣的钱最多。
年底时，母亲在老家县城大润发超市买的那两双黑色玛丽珍方口鞋都穿烂了。
母亲拿出鞋底磨出洞的鞋子向我炫耀：“女子，你看，划得来吧！穿30块钱的鞋，我挣了几万块。”
我回应母亲：“这是两双功勋卓越的鞋！是妈妈的战靴。”惹得一家人哈哈大笑。
还有一个变化。这一年多，虽然母亲的手因为清洁剂的腐蚀变得粗糙，但因为深圳湿润的空气，母亲脸部的皮肤倒变得温润光滑了。母亲从来没感到皮肤像现在这么好过。“在农村，整天都在灰窝里，再好的人都要变成丑八怪，脸都不敢见人，家里来客都要躲起来。”我记得母亲在西安建筑工地上做小工那一年，因为给墙刷漆，导致脸部皮肤过敏，红肿得像熟透的苹果，去医院开了药才治好。那之前，母亲不用面霜，那之后，我会隔一段时间买面霜给她。有好几次，她试探性地向我透露，面霜又快用完了，我便再买给她。在深圳，母亲养成了每天擦面霜的习惯，她为自己脸上有柔和的光泽感到喜悦。
元旦之后，复元后上班的那几天，母亲最想见到的是那位经常在洗手间跟她打招呼的潮汕女孩。
潮汕女孩在母亲工作楼层的基金公司上班。嫁的也是潮汕人。
每次去洗手间，她都会跟母亲打招呼：阿姨好。
暮春的时候，母亲总在洗手间里碰见她，她像是感冒了，不停地干咳。
母亲问：“美女，你感冒了？不舒服啊？”
“阿姨，我好想睡啊！”
“你莫不是有喜了吧？”
女孩点点头，压低声音告诉母亲，怀孕还不到三个月，公司里还没人知道。
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母亲看着她的肚子一天天隆起，也算是见证了一个生命逐渐成长。
复工的第二周，母亲再次在洗手间见到了女孩，她的脸捂得严严实实，带着N95 口罩。
母亲关切地问：“美女，你没有被感染吧？”
“还好，还好，没有感染。”
女孩问母亲：“阿姨，你啥时候回去过年？”母亲告诉她，会留在深圳。
女孩悄悄告诉母亲，这次是二胎，吃了很多苦头。 婆婆家希望能生一个男孩。母亲说，顺其自然，怀什么就生什么，都是缘分。
女孩比母亲提早三天休假，还有一个月，她的孩子就要出生了。在写字楼做保洁的这一年，母亲看着年轻人来来走走，倒是跟这个女孩有了牵绊。
还有一个女孩，母亲总觉得与她似曾相识。“觉得是这个人，但脸又不是这个人。” 一问才知道，女孩在半年里减肥瘦了五十斤。
虽然母亲的清洁区域只是在大楼的走廊和洗手间，但有一种情况可以让她看清窗外的风景。那便是当一家公司从写字楼退场，一切都清空的时候。透过玻璃门和落地窗，母亲能看到窗外四季如一的塘朗山。山上有像窑洞一样一排排的墓地。
有时候还能看见用绳子垂吊着的擦玻璃的工人；看见对面高楼上，绿化工在空中花园里修剪植物，看见有人在商场楼顶的游泳池游泳；看见有人在马路对面小区的楼顶晾晒衣物。在这些喘息的间隙，母亲看到了她保洁工作之外的城市生活镜像。
判断一个楼层还有没有公司存留很简单，看那层楼还需不需要保洁做卫生就知道。
在写字楼工作的一年中，通过这栋写字楼里公司的流动，母亲也用她的眼睛观察到了深圳经济的晴雨表。
这栋高级写字楼共三十七层，是深圳少有的层高在四米以上的办公楼，空间开阔。每层建筑面积将近2000平方米，每层有三到四家公司，每家公司的占地面积在350至800平米之间。2022年，深圳写字楼的平均租金约每平方米210元。
最热闹、最红火的是卖保险的公司，占地两层楼，员工年龄偏大，以四十岁左右的女性居多。
最土豪的是一家做矿业的公司。它所在楼层连楼梯道都铺着红地毯，墙上贴满了宣传标语。保洁员只能从侧门观察到里面的内景，有着精致雕工的红木座椅、茶几和沙发，巨大的陶瓷花瓶，精美的玉石摆件，地毯，四季不断的蝴蝶兰、发财树，都彰显着这家公司的财富。
到2023年1月13日母亲辞职，她工作的这栋写字楼共有八层是完整空着的。母亲工作的三层楼中，每一层都未能入驻满员。其中有半层自上一家公司搬走后，空置时间长达一整年。她2021年10月入职这栋写字楼做保洁的时候，一家做证券的金融公司开始搬家，等到她辞职，这半层依旧空着。她就是从这个半层空着的办公楼落地窗，看到窗外城市生活的风景。
写字楼空置也令甲方忧心。所以有客户来看场地，物业就格外热情。经理在开会的时候三令五申：不允许保洁员私自去空置楼层，一旦被发现就要开除和罚钱。
夏天的时候，一次，物业带着客户来看房，好巧不巧，不知哪位保洁员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拉了一个晾衣绳，一条裤子正随风飘荡。客户没说什么，但房子没看上。
物业马上查出来是负责男厕所卫生的保洁员林大伯干的。林大伯是湖北人，六十七岁，在深圳做清洁工作有二十年了，仅在这栋写字楼做保洁就已长达八年。当天下午，林大伯就被开除了，并被罚了 1000元工资。面对质询，林大伯给的理由是，铺地毯时太热，衣服汗湿了，便晾在那里。
实际的情况也许更复杂。那段时间为了防止保洁员被封在宿舍，公司要求住宿舍的保洁员统一将铺盖、换洗衣服、洗漱用品等带到地下车库，打地铺过夜。林大伯也被这样安排，这件衣服应该就是为了方便，洗后晾在空置楼层的。
被开除后，林大伯在附近小区的车库又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地下车库没有空调，干了三天，太热了，他没要工资，另寻机会。几天后，他在附近银行大楼找了一份刮玻璃的工作。2023年春节，他留在深圳，没有回老家。
林大伯的妻子也在写字楼里做保洁，与他同岁，上连班。
没做保洁前，他的妻子一直在帮女儿带孩子。现在，她的岗位是打扫写字楼外围，丈夫被开除后，她仍旧留下来继续做。夫妻俩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了个潮汕人，在深圳做钢琴培训老师，因为疫情，生意惨淡。女婿没有正式工作，林大伯心疼女儿，但也无力额外资助，因为儿子的情况更令他操心，早些年儿媳出了车祸无法工作，儿子在老家，一个孙子在长大，需要花钱。年轻时，林大伯夫妻俩在湖北种棉花。
还有一件事令母亲印象深刻。年末，在新经理的号召下，位于地下车库保洁员休息室的冰柜终于被清理了。那些不做饭、又舍不得买饭、更加不会点外卖的保洁员，从周边酒店、商场捡来的，存放在冰柜里的盒饭、面包、过期的老干妈、饮料，被一股脑当垃圾丢掉。一些保洁员想阻止，但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同时被清理出来的，还有深藏在冰柜椅角昔兄里上百只被冻死的蝉螂。新经理很夸张，对那些阻止清理的保洁员大吼：“你们没看到吗？螳螂都有上万只！”
当母亲发现，这一年，她积累下来的工资超过之前任何一年时，她感到很幸运。来深圳之前，她总是担忧自己因为腿疾无法再工作，成为累赘，那种生活让她感到恐惧和害怕。每当我们带着吓唬的语气告诉她，如果不好好休息，将来可能瘫痪坐轮椅，她就会很生气。
母亲还发现，小区楼下的店铺招牌频繁更换。有一家店，最开始是卖古董、名人画像，后来改卖名烟名酒，再后来卖韶关本地菜……不久，招牌又砸了，店门口用红色水马拦起来。每一项生意都没超过三个月。这家不断摧毁又重建的店铺，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的隐喻——-种在缝隙中求生存的生活。
“我们这一代人造孽，不识字，没有退路了。我们走了，谁来打扫这些卫生？”母亲这样感慨。
但其实，因为要在”签到表”签字，在写字楼做保洁的三年时间里，母亲用碳水签字笔写了几千次自己的名字，已经能把”春香”这两个字从歪歪扭扭写到工工整整了。因为要看我写的故事，她学会了阅读。她还在手机上学会了拼音输入法，首先学会的是我的名字，我弟弟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一天，我正上着班，母亲把我们一家人的名字一个个发到我的微信上。
我曾在家门口的公园里，看到了清洁机器人，有着白色长方形箱体，箱体前方有两个大转盘扫把，面部呆萌，两只眼睛可以发光，常在深夜公园没什么人的时候出没，沿着林荫道，一路轰隆隆地驶过，把散落在地上的树叶吞食进肚子里。它会转弯，遇到障碍物或者感知到身体附近有人，就会停下来。
我把这种景象拍下来给母亲看，母亲的评价是：“你看它好聪明，现在人咋这么聪明，能造出这东西。 有了这些，就不会要我们这些老年人了……”也许有一天，它真的会进化出更高级、更智能的版本，真正替代我母亲所做的保洁工作。
用美国社会学家格雷伯的话来说，我母亲和她工友们所做的工作属于”狗屎工作”，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收入低，工作环境糟糕。但对我的母亲和她的工友们而言，保洁这份工作是必要的，是他们待在深圳最根本的理由。
老年时该何去何从？母亲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母亲年轻时的好朋友，住在我家上头的邻居谭大姐，现在在老家县城做保洁，一个人打扫三栋居民楼加一个广场，没有假期，一个月工资1700块。即使如此，谭大姐的这份工还是托人走了关系、塞了红包才找到的。“’桥’上没人还找不到，打扫的面积有我在深圳二十个那么大，就这，在县城还是一份好工作。”这么一对比，母亲更加惶惶然，觉得更加不能轻易离开深圳。
在母亲眼里，保洁行业的天花板是那些她在写字楼里看到的用绳子垂吊在高楼楼体上，清洗大楼玻璃和外墙的人，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蜘蛛人”。
一次，母亲问一个刚做完一面墙清洁，暂时歇息、，蹲在地上整理绳索的小伙子：“师傅，你在那么高地方，晕不晕？”
小伙子说：“习惯了就好。”
母亲问：“你这一天多少钱？”
小伙子答：“室内600，室外1000多。”
“每天都有活儿做吗？”
“每天都有，按天算工钱。”
“帅哥，你是哪里人？”
“广东的，旁边这个四川的。”
看到那些仍在高楼外墙上手脚并用、来回腾挪做清洁工作的小伙子，母亲说：“你们这些人太优秀了，也太辛苦了，给再高的工资都应当。我的儿子我舍不得让他打这种危险的工，太吓人了。”这个场景让母亲想起七年前她在西安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站在三十二层楼高的钢管架上，给大师傅递料，她蹲在钢管上，头晕目眩，不敢朝下看。
母亲说，她以前总想着，人生完成了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好了。
养孩子的时候想着把孩子养大就好了。
孩子养大想着把孩子供出大学就好了。
孩子上了大学想着孩子有份好工作就好了。
然而事实上，母亲没有停止”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她的儿子还没结婚，女儿还没生小孩，“活儿不做有活儿在，有了娃娃宥世界”，她对圆满生活的期待还远未实现。这种越来越难按”算计”进展，“八字没一撇、九字没一勾”，悬浮在生活中的恐惧，让她无法放松。她很难让自己闲下来。她跟我抱怨：“别人问我，你有几个孙子，几个外孙？我都没法答复……”她总是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置于永无止境的劳动中，她迫切感觉到时间在身后穷追不舍。她仿佛心里怀着刀子，在努力抓住六十岁之前还能打工的时光，以免将来无法自食其力。
令她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的儿女们在读了不少书，获得了所谓的好工作之后，也不过是工作的奴役，并没有所谓的”岸”可上，随时可能会被抛至主流生活之外。她在我对职场萌生退意时，坚决阻止我：“只有工作，你才能想买什么买什么，你走了，就再也找不到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母亲的恐惧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加速》一书中”滑溜溜的斜坡”现象的现实印证：似乎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有一种站在”滑动的斜坡”上或”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的感觉。行为者在永远充满着多维度的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活动，而通过”不采取行动”或”不做决定”而实现的静止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一直不能重新适应持续变化的行为条件，他就会失去连接未来的条件和选择。
“现代社会是越转越快的旋转木马，飞速地在原地踏步。我们舞蹈得越来越快只是为了停留在原地，但是保持跑动着却越来越难了。日常生活变成了浸泡着需求的海洋，在那里看不见岸边。”在一个”加速”社会中，我和母亲的恐惧相同，像黑夜一样的恐惧让我们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我安慰母亲，让她不必担心。“至少你的女儿会写作，再不济，也可以跟妈妈一样去做保洁养活自己。”母亲表现出不屑，她一定是不相信我能吃这种苦。“你要是做保洁，肯定不如你娘。”
母亲辞职后，她对自己2023年的生活计划显得有些模棱两可。跟新经理辞职的时候，经理说，你明年要想来还来。母亲说，到时候看情况。
“看情况”这三个字里包含了不少玄机。她有可能还会去，有可能再也不去。
“看情况”，也是保洁员们面对”是否辞职” “是否换一份工作”“是否要回老家”“还打算在深圳待多久”这类问题时常用的回答。不要惊讶于他们的选择总是摇摆不定。用母亲的话说，保洁员中的大部分人如同我老
家陕南农村父母辈的大多数乡民，都是过着”打头顾头，打脚顾脚”的日子。他们都是没什么可以托底的人，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支持，如若儿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运如同一棵长在黄土高原的麦苗，一阵风沙吹来，便能淹没他们的头顶。
母亲把自己投入到为2023年春节做准备的家庭生活与家务劳动中。
连着两年春天，她都去公园找一种叫”黄鹤菜”的野菜，我们陪她一起。
她在林子间的地上像在老家的山坡上一样，麻利地挑选出杂草中的野菜苗，拔完一把，经由父亲传递，放到空地上。我负责摘除它们的根茎，留下叶子。
这些”黄鹤菜”被母亲拿来做凉拌菜，还包了饺子。有苦味，也有甜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