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皇帝竟困顿如此。
韦澳似乎有些觉察，回信给宣宗：“……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
王居方回来后，把韦澳的书信呈上，宣宗看后“嘉其忠”，向左右展示说：“韦澳有宰相之才，我将召他回来，委以重任。”
这一切看上去就非常自然了，韦澳回京也就不突兀了。只是宣宗仍旧低估了宦官的阴险与残酷。他带信给韦澳是大中十三年春，到夏六月，宣宗病了，他的后背生了小疮，但并无生命危险。但宣宗是何等聪明的人物，知道自己这一病，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按唐宫的经验，心怀不轨的宦官往往会选择这时候向皇帝下手，随后向朝臣宣布皇帝死于疾病。
宣宗的想象马上就得到证实。
有人要动手了。他就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宗实。史上对此人没有明晰记载，只知道他是宣宗时代的宦官，掌握着神策军主力。宣宗担心的正是此人。就在六月，王宗实借口宣宗染疾不能外出，动用亲信军士与宦官，将其半软禁起来。宣宗是八月七日被宣布死亡的。六月到八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皇帝跟外面的大臣失去了联系。
困顿中的宣宗仍决定发动最后一击，他采取了一个冒险措施：用当年文宗之策，提拔一派宦官，打击另一派。他想到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以及为他送过信的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在八月初的一天，找了个机会，诏三人入寝宫，告诉他们辅佐好皇子夔王滋，等于给此三人暗示，自己是信赖他们的。
《东观奏记》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段：“上自不豫，宰辅侍臣无对见者。疮甚，令中使往东都太仆卿裴诩宣索药，中使往返五日。复命召医疮方士、院生对于寝殿，院言可疗。既出，不复召矣。”
在这里提到宣宗派出一名信使到洛阳卿裴诩那里“求药”，只言“往返五日”而没提结果。这个叫裴诩的太仆卿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没有任何记载，是因为官职不显（太仆卿，负责马政），还是别有原因？长安那么多太医，为什么花费多日时间到洛阳一个负责马政的人那里“索药”？或因当时宣宗的另一亲近之人女婿郑颢在洛阳（时官拜河南尹）？随后的记载更蹊跷：先是说宣宗的疮病是可疗的，但随后又说太医走后，“不复召矣”。那么，是谁在其中阻拦太医进一步给宣宗看病？
大明宫的月色渐渐狰狞起来。先看看《新唐书》中的记载：“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实杀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此中记载了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矫诏，将王宗实转任为淮南监军。王接旨后就想去启程赴扬州，但副手亓元实提醒他：也许圣旨是假的？何不进宫面见陛下再说？等他们进入寝宫，宣宗已经驾崩，宫女正围着遗体哭泣。随后王宗实怒斥王归长等三人，三人吓得趴在他脚边求饶。王宗实当即派人到十六宅迎接宣宗长子郓王温即皇帝位，并杀夔王滋及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在这里，有一个插曲：大中十二年初，宣宗曾召罗浮山道人轩辕集入宫，访以治国治身之术。一年后的春天轩辕集就要求还山。
宣宗问：“先生再留一年不可以吗？”
但轩辕集去意已决。
在晚唐笔记《杜阳杂编》的记载，宣宗问：“先生舍我亟去，国有灾乎？”
轩辕集神色诡异，笑而不语。
宣宗又问：“朕能做多少年天子？”
轩辕集取笔写“四十”，但“十”字上挑（意为十四年）。后宣宗遇害，在位整十四年。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而颜色不老，立于牀前则发垂至地，坐于暗室则目光可长数丈。每采药于深岩峻谷，则有毒龙猛兽，往来卫护。或晏然居家，人有具斋邀之，虽一曰百处，无不分身而至。或与人饮酒，则袖出一壶，才容一二升，纵客满座而倾之，弥曰不竭。或他人命饮，即百斗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沥沥而出，曲糵之香，辄无减耗。或与猎人同群，有非朋游者，俄而见十数人仪猊无不间别。或飞朱篆于空中，则可届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拭之，无不应手而愈。及上召入内庭，遇之甚厚。每与从容论道，率皆叶于上意。因问曰：“长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曰月齐明，则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足难哉？”又问：“先生之道孰愈于张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于果耳。”及退，上遣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试之。集方休于所舍，忽起谓中贵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贵人皆不喻其言。于时上召令速至，而集才及玉阶，谓上曰：“盆下白鹊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于御榻前，上令宫人侍茶汤。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绛唇年才二八，须臾忽变成老妪，鸡皮鲐背，发鬓皤然。宫人悲骇，于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宫人之过，促令谢告先生，而容质却复如故。上因语京师无豆蔻荔枝花，俄顷二花皆连枝叶各数百，鲜明芳洁，如才折下。又尝赐甘子，集曰：“臣山下有味逾于此者。”上曰：“朕无复得之。”集遂取上前碧玉瓯，以宝盘覆之，俄顷撤盘，即甘子至矣。芬馥满殿，其状甚大。上食之，叹其甘美无匹。又问曰：“朕得几年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集初辞上归山，自长安至江陵，于一布囊中探金钱以施贫者，约数十万。中使从之，莫知其所出。既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后数曰，南海奏先生归罗浮山矣。（《杜阳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