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太后是郭子仪的孙女，升平公主与郭暖的女儿，嫁给宪宗为妃，生了后来的穆宗，但与宪宗感情极僵，宪宗一度欲废除穆宗的太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坊间传说郭妃与穆宗一起联合宦官，策划了元和十五年的弑君案。对此宣宗自有耳闻。所以他称“长庆（穆宗年号）之初，乱臣贼子”，一口一个“元和逆党”，后来把穆宗的灵位也驱逐出太庙。
宣宗继位后，郭太后是很惶恐的。有一次，她想跳楼自杀，把不孝的责任推给宣宗，幸亏被宫女所拦，没有死成。宣宗听说后大怒，随后没几天，郭太后就暴死了。“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这是晚唐最重要的史书裴庭裕所写的《东观奏记》里的记载。
“上志也”，换句话说，宣宗赐死了具有重大涉案嫌疑的郭太后。
虽快意了恩仇，但宣宗也不得不面临一个危险局面。这危险仍然来自宦官。主要是新一代掌握着禁军神策军的宦官。
铲除宦官专政是宣宗上台后的既定政策。为此，他曾经跟宰相令狐绹密谈过。令狐绹当上宰相跟宣宗的“元和情结”有直接关系。
他是如此地崇敬他的父皇宪宗。
宪宗曾游青龙寺，宣宗也多次到该寺，“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怅望久之”。至于发现令狐绹，则是因为：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听政，问宰相白敏中：“当年宪宗下葬景陵，忽遇大风雨，送葬的人们都急着避雨，只有一山陵使攀着灵驾不动，那是何人？”
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
宣宗问：“他有儿子吗？”
白敏中答：“长子绪，随州刺史。”
宣宗说：“有做宰相的才华吗？”
白敏中答：“绪小时候患有风痹，不能担重任；次子绹，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
就这样，令狐绹被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转年就当上宰相。虽然宣宗对令狐绹不错，但后者鉴于“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没敢采用激进的办法对付宦官，只提出了一个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当然要惩处，空下来的职位，则不再安放新的宦官。宣宗不太满意，他亲自宣布了一条诏旨：如果军中将帅出现差错和罪责，监军的宦官将担负连坐的责任。这个措施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在这种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
《新唐书》：“父季实（严遵美），为掖庭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实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也就是说，宦官已经开始动手了，只是没得逞而已。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宣宗发现身边那些性别模糊的脸渐渐变得陌生而可怕起来。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想在朝廷上寻找可以信赖的大臣，商讨对付统领神策军的权宦的计策。但一谈到这个问题，大臣们都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参与其中，当年“甘露之变”失败，宦官仇士良诛杀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当然非常失望，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框架，宦官喜欢拥立皇帝，就叫他们拥立去吧，谁坐在龙椅上对大臣来说没太大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想到跟自己关系最近的大臣韦澳。
前一年，韦澳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的，且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使。《东观奏记》中有这样一条极有价值的记载，披露了当时宣宗危险的处境和他所采取的措施：“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
文宗之后，天下多变，唐史开始一点点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时代被赋予编撰《宣宗实录》的责任。
修实录前，裴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东观奏记》三卷，以备史官使用。该书内容相当严谨。按裴庭裕记载，宣宗在感到身边宦官的威胁后，发现朝堂上又无人可用，于是派忠心于他的宦官王居方，假借出使河北魏博镇，中途绕道河阳，给在那里的韦澳带去亲笔信。为了以防万一，在信中他没说得太直接，似乎是在向韦澳讨养生秘方：“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随后，他又隐晦地告诉韦澳：“秋当与卿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