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粹骨蕝国？
我们不知道这个王国在哪里，也许在韩愈的梦里。不过，他一生的梦，应该是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
韩愈生活的中唐时代，不说政治上的藩镇割据，单从思想上来看，便呈现出一种佛家思想盛兴，儒学衰退的现状。韩愈的一生，在文学创作上，倡导自由的秦汉散文，反对格律的六朝骈文；在思想上，以恢复儒学道统为己任，激烈地反对佛教思想，代表作《原道》和《师说》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
韩愈一直在为理想而努力奋斗。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对韩愈来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这一年，凤翔法门寺举行大典，向世人展示佛骨。这种盛事每三十年一次。宪宗在这一年下诏，请佛骨入皇宫供奉，为此派人去凤翔迎接佛骨，并在长安举行了空前的仪式。
韩愈坚决表示反对，并向皇帝递交了《论佛骨表》，激烈地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也就是说，若佛灵降罪，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韩愈态度坚决如此。
这让皇帝愤怒，欲杀韩愈，群臣求情，韩愈最终被贬为潮州刺史。
此去出京，前路遥遥，至蓝关，诗人写下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后人可能远远低估了韩愈当时的孤独感。
中唐时，儒学的处境比我们想象得要糟糕得多。当我们对魏晋时儒学的第一次崩溃念念不忘时，却忽略了它在中唐于佛教压力下的第二次坍塌。
笔记《唐国史补》中记载了一则往事，说韩愈晚年登华山绝顶，险途难返，发狂而痛哭。这何止是为前路？当如魏晋之阮籍，遇穷途而落泪，哭的是一种大的人生。韩愈华山之哭，更包含着对本土传统思想在中唐时遭包括佛教在内的各方面挑战的揪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人的心灵格局的确发生了大变化。
为期八年的动乱涤荡了各个领域内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图上，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形成；唐人的内心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高层士大夫那里，内心开始被进入全盛期的禅宗所侵染；中下层官员那里，价值观也已发生变迁，“义”开始大于“忠”。关于这一点，《独异志》中的一个故事可佐证。
大历年间，长安境内的万年县县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因为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这样的身份还会窝藏罪犯？这侠义精神玩得有点大了。后来朝廷问罪，派御史审问侯彝，后者虽理屈词穷，但终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罚，仍不交代。御史也没办法了，道：“逃犯就在你右膝盖下吧！”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屈服呢？
侯彝听后，揭庭砖猛击膝盖，展示给御史看：“呵呵，哪里有逃犯？”
御史更怒，在铁锅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却说：“为什么不再加点炭？”
御史沮丧，将此事奏于代宗，皇帝诏问：“为什么隐藏国贼而自己吃苦头到这种地步？”
侯彝答：“国贼确实是我隐藏的，但我已答应保护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说出藏身地点。”
案子最终的结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贬为江西瑞州高安县尉。
作为县尉的侯彝，为了一句承诺，知法而犯法，虽承认罪行，但却不交代国家要犯被藏匿何处，对朋友之“义”超越了对国家之“忠”。以上观念在“安史之乱”前是很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大动荡后，“忠”的对象（唐朝廷）已难以承载“忠”的意义，而“义”被放大了，因为越是动荡无常的年代，需要“义”的地方就越多。
在这个事件中，朝廷的暧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窝藏国家要犯，最后却没治罪，只是把他从长安万年县县尉调为江西高安县县尉，由“从八品下”变成了“从九品下”，官阶降低了一品，职位本身却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唐帝国的秩序和价值观从下到上发生了混乱，这是最令韩愈悲伤的。所以，直到他死，仍对此耿耿于怀。这种耿耿于怀是正史上的说法。晚年的韩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长庆四年的长安靖安里韩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