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生就至少隐居五次，甚至一度还模仿竹林七贤，与孔巢父等人搞了个“竹溪六逸”。他被征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隐逸的背景给了很大的推力。如果说李白的隐逸，多是出于个人的性情，那么另一批唐朝隐士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把隐作为出仕的跳板，代表人物是卢藏用。卢实际上考中了进士，但由于暂时没被授予官职，所以直接去了长安旁的终南山隐居，以退为进地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的身份被授官左拾遗。另一名隐士司马承祯则坚持不仕，返回天台山前，卢藏用为之送行，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意思是，在这里隐居就可以了，何必远赴天台？承祯答：“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宋士对唐人的这种做法是看不惯的，《新唐书》：“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好终南、嵩山为仕途捷径。”这就是“终南捷径”的由来（为什么偏偏是终南山和嵩山？因为终南山和嵩山，一个离长安近，一个离洛阳近，而且一个是道教名山，一个是佛教名山，崇道信佛的唐朝皇帝们基本上就在这两都之间转悠，所以隐居在这里会很容易地被朝廷发现）。
唐有卢藏用，也有李泌。李泌，同样有道士背景，最后却做到了宰相。他的传奇当然不在于此，而在于他进退有据。时逢“安史之乱”，李泌为唐肃宗近臣，为平叛出谋划策，深得皇帝欣赏，虽还没做宰相，但却“权逾宰相”。李泌虽得宠，但有保身之道，“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往往假借神仙之名摆脱困境，同时也给竞争对手无意于世俗功名的印象，他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后长安收复，李泌就真的告别皇帝，去衡山隐居了。后来，世间风云变幻，他几出几隐，唐德宗时代，又被召回长安出任宰相。李泌深具儒道两家的气质，既能从儒家的角度为国家建功立业，又能很好地践行修身养性的道家理想，无论是出山还是退隐，都心怀平和，荣辱不惊，这在古代是少见的。
李泌的经历，实际上也道出中国古代士人的三种互为关联的理想：隐、仕、仙。
虽然卢藏用这样的行为也成为一种现象，但相较之下依旧是少数。在唐朝，更多的隐士是像我们故事主人公契虚的朋友司马郊那样的，在红尘与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往大里说，在权力和主流的对面，它树立了一种别样的人生样式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所包含的是人格的高贵、精神的自由、志向的坚守和选择的决绝，在优美的山水中，开辟出一条让我们欣喜的文化和生活的道路。
谈隐士文化时，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与其相辅而生的山水文化和田园生活。“隐士”二字从字面上讲，一为隐，一为士。在哪里可以隐呢？自然是峰峦叠翠、林木清幽的山水间。华夏大地，本来就多奇秀山水，在进入工业社会前，没有环境的污染与破坏，那时的一山一水，更有古朴的魅力。在唐时，终南山冠盖整个帝国，其他隐逸名山则有华山、嵩山、庐山、衡山、天台山、四明山、青城山、武夷山、太白山、罗浮山……
继续说契虚的故事。
隐居华山的他，多年以后，已达到不用进食的辟谷境界了，每天喝风饮露。
辟谷分“服气辟谷”“服药辟谷”。在这里，契虚采取的是“服气辟谷”。反正，他越来越有仙人范儿了。
后来，司马郊去世，百鸟聚庭院而鸣，契虚也很难过。
唐朝远山，空谷幽兰，如此生活，夫复何求？但对契虚来说，还有一桩心愿没完成，那就是——成为稚川永久的居民。司马郊死后，契虚继续在华山隐居修行。当时，有叫郑绅与沈聿的，自长安来，至华山，逢大雨，二人投宿于契虚的茅屋。
由于契虚不再吃五谷杂食，所以当郑、沉到来后，契虚没食物给他们吃。
二人奇怪于契虚不吃饭却能神采丰奕。契虚把自己的经历说给他们听。二人办完事，返回长安时，郑绅单独去华山脚下契虚所住的草庐拜访，但草庐已空。郑绅颇为感慨，在他看来，作为隐士的契虚已成仙得道，去稚川定居了……
贩茶求仙记
讲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它发生在一批茶叶贩子身上。
玄宗天宝年间，安徽寿州大茶商刘清真带着十九个员工，运送大批茶叶去洛阳、长安贩卖。他们这趟生意带了多少茶叶呢？每人“一驮”（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多斤）。刘清真作为老板，自己当乘马押送，这样算来，共带了一千九百多斤茶叶，可以说是个巨大的数字了。而且，唐朝时，寿州茶很有名，这趟买卖当值不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