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分析会是指围绕某一重案，由牵头侦办的主要领导召集相关警务人员召开的会议。这种会上，不管警衔、职位、年龄，只要是与案件相关的见解，必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说什么。因为刑侦工作本身就是用证据和推理对真相的还原，在案件侦破之前没有任何人掌握绝对真理，所以必须坚持言论上的自由和民主，集思广益，如果总担心“顶撞了领导会不会给我小鞋穿”，那就什么正事也别做了。因此，为了某一项证据是否可靠，为了某一个推论是否合理而发生争吵，会上闹得脸红脖子粗是常事，会后谁也不会计较……尽管如此，会议过程中，大家还是会对每个发言者的言谈，不由自主地点点头，这种点头未必代表着赞同和支持，更多是一种尊重和习惯。
但是林香茗没有。李志勇发现，整个的会议过程中，他确实听得非常专心，但很少对发言者的发言点头——唯一的一次，竟是对自己说的一段话，而那仅仅是自己一个考虑得非常不成熟的突发奇想。
“前面，法医和刑技组的同志们已经总结过了，罪犯的犯罪模式是相同的，就是在受害人用钥匙打开防盗门和房门的一瞬间，用铁榔头出其不意地猛砸后脑，致其昏厥后，抬入房间内实施奸杀。但是大家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犯罪时间——”
杜建平打断他道：“刚才说过了啊，犯罪时间多是在晚上十点之后，对晚归的独居女子下手。”
“我说的犯罪时间，是指罪犯从出现在受害者身后到拿出凶器行凶的时间。”李志勇说着，将投影仪上的幻灯片翻到自己想演示的那几张，“大家来看，这三个犯罪现场，都发生在这种六层以下的旧式板楼里，一个在三层，两个在四层，我实地勘查过，这些板楼都是砖混结构的，楼道灯是那种敏感度非常高的感应灯，那么受害者十点左右回到家，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来到自己房门口的时候，感应灯一定是亮着的吧？”
同志们都在点头，目光里也都很茫然，没有听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只有林香茗眼睛一亮。
李志勇看到了，却装作没看见：“既然感应灯是打开的，那么楼道里应该非常明亮，这种情况下，当罪犯发起袭击的时候，为什么受害者连本能的抵抗动作都没有？”他拿起尸检报告，指着上面的一行字说：“你们看，尸检报告上写得很明白，受害者的第一个创口都位于枕部，头皮呈星芒状裂伤，周围有圆形挫伤，从周围向中心逐渐变轻，颅骨呈凹陷状骨折，并有放射性骨裂……可是三个受害者没有一个的手部、胳膊或肩膀上出现抵御伤，一个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事发太突然了，她们被惊吓到了，瞬间失去了抵抗的反应？”杜建平猜测道。
“如果是第一个受害者，这样的猜测还合理，问题在于，当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之后，我们立刻通过各个街道、小区的居委会向居民发出了警示，而且调查中得知，第二个受害者因为单身独居，还接到了居委会主任的上门提示，至于第三位受害者，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她们怎么还一点儿警觉都没有？”李志勇再一次将幻灯片翻回犯罪现场那里，“大家再来看看案发的楼道，这种老楼的楼道台阶比较多，而且楼梯拐角处的空间不是堆着坛子罐子，就是放着自行车，藏不住什么人，罪犯就算发动突然袭击，无论是从下面一层冲上来，还是从上面一层冲下来，受害人都有一个时间档可以用来抵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被大家忽视了的那个‘犯罪时间’。”
有个刑警提出：“感应灯都有一个限定时间，假如罪犯是趁感应灯灭掉的时候，脱掉鞋，穿着袜子上下台阶，对受害者发起袭击呢？”
“且不说这种老楼的防盗门和房门，由于门框变形等原因，开合时都有很大的声音，足以‘唤醒’感应灯，更何况我们开门时，假如楼道突然变黑，都会习惯性地跺一下脚让灯重新亮起来，以保证钥匙能插进锁眼儿。当然，最重要的是，刑技的同志提取到的犯罪嫌疑人留在楼道里的鞋印是连贯的，不存在脱掉鞋、穿着袜子去袭击的可能。”李志勇说。
旁边的一位刑技同志补充道：“这些鞋印证明，罪犯大都是从楼门外面尾随着受害者上楼，然后实施犯罪的。另外我们观察到，罪犯上楼的足迹在快要接近受害者的时候，并没有突然变尖、变窄，也没有留痕加重、步幅变长等情况，这就说明他并非冲上去袭击受害者，而是很正常地走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