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托伯博士注意到凯拉并没有笑，于是示意亚历克斯适可而止，“玩笑归玩笑，只要我们仍占领着他们的国家，就会有觉得为我们工作能获得好处的当地人，也会有希望赶走我们的当地人，这种局面再过五千年也不会变。我们得保护愿为我们工作的当地人免受后者的侵害，否则一切都会分崩离析。同时，我们也不能让负责搞重建的西方人时时刻刻躲在戒备森严的营地里。他们必须融入当地。”
“辨别谁是敌人，并非总是那么容易。”凯拉说。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大部分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是两面派。如果他们觉得帮我们安全，就会帮我们；如果觉得帮武装分子是个更好的选择，就会帮他们。”
“我总说，如果他们选择帮武装分子蒙混过关，那我们何必要那么小心谨慎？那是他们自己做的决定。”亚历克斯说。
“我想交战规则的部分解读会支持你的观点。但我们向世界宣称的是，这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一场干净的战争，我们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当今世界，人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一举一动十分重要。”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趁亚历克斯还没将话题扯得更远，凯拉问道。
“我们正在制造的关键软件，需要模仿人类远程操作员现在所做的事，不过效果更好。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过去十多年数千小时的无人机操纵视频。有一些无人机干掉了坏人，另一些杀错了人。我们需要观看视频，提取出操作员的决策过程，形成可用来辨别和锁定藏匿在城市环境中的武装分子的正规程序，排除掉错误，并使之能重复适用于新的场景中。然后，我们再运用大数据对其进行改进，这是单个操作员无法整合利用的。”
这种代码将展现我的父亲以及像他那样的人的意识，这样就再没人需要做他们做过的事，承受他们所承受过的苦了。
“小菜一碟。”亚历克斯说完，所有人都大笑起来，除了凯拉和施托伯博士。
凯拉将全身心投入到了一款名为“道德监管者”模块的研发工作当中。该模块负责在机器人向嫌疑目标开火时，最大程度降低附带损伤。她在为杀人机器装上良心。
凯拉每周末都来加班，并待到很晚，有时就在办公室里睡，却并不觉得自己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她无法和寥寥无几的朋友谈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不愿浪费在办公室之外的时间与亚历克斯这样的人相处。
她反复观看无人机空袭的视频，不知其中是否有她父亲经手的任务。她十分理解当某人透过摄像头看着自己即将击杀的人时所感到的困惑，所体验到的一种强大与无力并存的奇怪感受，以及要做出决断的压力。
最难的部分在于将这种理解转换成代码。计算机要求精准无误，同时需要将含糊不明的直觉理顺，从而迫使人直面隐匿于人类意识角落里的丑恶。
为了使机器人最大限度地降低附带损伤，凯拉得给拥挤城区里所有可能受到威胁的生命体都分配数值。而做到这点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至少在模拟场景中是如此——恰好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做侧写。这种算法需将种族特征以及关于语言、衣着的线索转译成一串数字，一串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数字。沉重的任务让她心力交瘁。
“一切还好吗？”施托伯博士问道。
凯拉从键盘上抬起头。办公室的灯已经灭了，外面很暗。楼里差不多只剩她一个人。
“你最近太辛苦了。”
“有很多事要做。”
“我查看了你的打卡记录。看上去你似乎卡在了用面部识别软件来判断种族身份的阶段。”
凯拉凝视着办公室门口施托伯博士的身影，走廊的灯光映照着他的后背。“没有相关的API3。”
“我知道，但你却不愿自己动手开发。”
“那样似乎……是不对的。”
施托伯博士走进来，坐到桌子另一边的椅子上，“最近我看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二战期间，美国陆军专门为战争训练了一批狗，担任岗哨、警卫等职能，甚至在一次攻岛战役中充当了突击队。”
凯拉看着他，等待着。
“那些狗必须被训练出分辨敌我的能力，于是军方让一批日裔美国籍志愿者教狗进行侧写，以攻击具有特定面部特征的人。我一直很想知道那些志愿者的感受。这种事虽让人反感，却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