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尸体摆好满意的姿势后，退到工作台旁，站在艾玛身边。我们一起盯着眼前的这具女尸：她的头向后仰，仿佛在仰望天空；背部的肉被剥去，暴露在外的脊柱弯曲着，像是一把拉开的弓。
艾玛没说话。几分钟后，我用余光瞥见她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我笑了。
“给我看看你的一些细节性工作。”她说。
十多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在这里工作时，我主要依照艾玛提供的草图来调整四肢与躯干的姿势。在空间感，以及对形状、重量和阴影的感知方面，我有了一些窍门。我喜欢双手脏兮兮的感觉，也不惧怕触碰尸体。
我们的一部分作品是为博物馆制作的，这些作品模仿各种著名雕塑，造型夸张。这工作很难，却让我很有满足感，而且与尸体打交道让我觉得自己很强大。
逐渐地，我开始接触更多的细节性工作。摆弄手指与脸部是最难的部分，针与泡沫乳胶的位置必须恰到好处，才能使嘴唇噘到刚刚好的高度，手指弯至必要的角度，手腕做出恰当的扭曲。
我走进储藏室，取出一个正在做的项目。我把它放到工作台上，从艾玛身边拉出一只高脚凳坐下，然后揭开了覆盖着的遮布。
在这里的头几年，我总是想象手头这些尸体背后的故事。在他们死前，他们是谁？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或家人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身后事？他们是不是来自那些法律如同一纸空文的国家？据说这些人均是自愿捐出自己的遗体给“人体工厂”用作科学用途的，但这种解释未免太空洞。我精心制作的大部分人体标本并没有提供给医学院或博物馆，而是被私人收藏了。我曾将死去的女人摆成芭蕾舞者的样子，也曾将死去的男人摆成裸体的拳击手。
“这是门艺术。”艾玛说。她看着我面前工作台上的那双手——收藏者只想要一双手，以及大约六英寸3长的与之相连的前臂。模仿的是埃舍尔那幅《绘画的手》4里两只互画的手的模样。不过在这里，铅笔被换成了手术刀，因此，看上去两只手似乎在互相解剖，梳理着对方的每一根血管、每一条肌肉纤维和各自的腕骨。
将另一个人的双手解剖、保存，然后自豪地展示在自家客厅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做是对神奇人体的沉思，还是像文艺复兴时期诗人的头骨那样，作为死亡的象征？
艾玛耸了耸肩，“大多数问题都毫无意义。得到的答案要么是谎言，要么是你不愿相信的真相。”
这次艾玛说的话比平时一周里说的还多。我看着她，想找出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儿。
我向艾玛承认，摆手指的姿势对我来说挺困难。每次手术刀划过尸体手指上的神经时，我的手指都会有种相应的刺痛感，以至于我不得不停下来歇口气。
“你的镜像神经元干扰了你。”艾玛说，“你会克服的，你也必须克服。就我而言，最难的莫过于脸部的操作，但最终我眼中所见的不再是脸部，而只是线条、阴影和色彩层次。别人用泥土雕塑，我们用血肉雕塑。”
艾玛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我回过头，只见她的嘴角闪过一丝抽搐。突然之间我才意识到，她的头发白了很多。她没再染发了吗？
“我老了。”艾玛说，“必须承认这点。我要退休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工作。”
我转身拥抱她，那是我第一次尝试这么做，我们彼此都觉得十分尴尬。当拥抱结束后，我才明白自己是爱她的，像爱我母亲一样深深地爱着她。
“肉体终会消亡。”她说着，转身欲走，“死亡不可避免。我们的工作就是编造谎言，让亡者看上去似乎还活着。我厌倦了编造这样的谎言。”
我继续将神经塞进应有的位置，拨开纠结在一起的血管，尽量不去理会从手指尖传来的刺痛感。我的大型设计都很不错，但人们更仰慕我设计的那双手，可是我却觉得它们是那么令人不安。那双手仿佛会说话：有时伤感，有时开心，有时像在沉思。它们能诱惑你、召唤你，又能警告你、训诫你。它们能祷告，能唤醒人们。
我好像感觉到工作台上的那双手在微微地颤抖，那颤抖微弱得几乎注意不到。手术刀从我手中滑落，整个世界如同浸入了水中，幻化成一条条斑斓的色带。
一周后，我成了艺术总监。詹姆斯离开我已经十五年。那一年我三十五岁。
这位买家委托加工她儿子的遗体，孩子在出生当天就夭折了。他们告诉我，孩子的母亲不希望孩子弱小的躯体被埋葬或是火化，她希望能和他永远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