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鲁记载的数字是准确的。里厄大夫也了解一些情况。门房的尸体被隔离起来之后，他曾打电话给里沙尔询问有关腹股沟淋巴结引起高烧的事。
当时，里沙尔说：“我真不明白，两人死亡，一个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断气，另一个拖了三天。那天早上，我离开后面这一位时，从哪方面看上去他都在康复。”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
他还给几位大夫打了电话。这样的调查表明，几天之内大约有二十个类似的病例，几乎全是致命的。于是他要求阿赫兰医师联合会书记里沙尔，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起来。
“我可没办法，”里沙尔说，“这事儿应该由省里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病有传染的危险？”
“谁也没有告诉我，但这些症状令人担忧。”
里沙尔却认为他没有“资格”办此事。他惟一能做的，是把情况报告省长。
但说话间，天气变坏了。在门房死后的第二天，浓雾弥漫。短暂的暴雨往城里倾泻而下，随后酷热跟踪而至。连海水都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蒙蒙的天空下，海水发出一片银色或铁灰色的闪光，非常刺眼。又湿又热的春天倒让人宁愿忍受夏日的暑热。在这座像蜗牛一般耸立在高原上几乎不朝向大海的城市，气氛阴郁，死气沉沉。在一堵堵粗糙的灰泥墙之间，在两旁的玻璃橱窗都积满灰尘的街道当中，在肮脏发黄的电车里，人人都感到自己被天气禁锢得动弹不得。惟有里厄的那位哮喘老病人得其所哉，没有发病，因而为这样的气候欢欣鼓舞。
“热得像蒸笼，”他说，“但这对支气管有好处。”
的确热得像蒸笼，不多不少恰如发一次高烧。全城都在发高烧，起码这是里厄大夫一大早摆脱不掉的印象，原来在那天早晨，他是去菲代尔勃街参加柯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他认为这个印象似乎并不合理。他把这样的事归咎于他紧张的神经和一直纠缠着他的一桩桩心事，因此他认为整理自己的思想迫在眉睫。
他到达那里时，派出所所长还没有到。格朗在楼道上等他，他们决定先去格朗家，让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房内陈设十分简单。不过有点儿醒目的是，一个白木书架上面放了两三本词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花径》两字，字迹模糊，但还看得出来。据格朗说，柯塔尔昨夜睡得不错。不过今天清晨醒来时，他感到头疼，而且没有任何反应能力。格朗显得疲倦而焦躁，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把放在桌上的一个装满手稿的大文件夹打开后又合上。
与此同时，他告诉大夫，他并不熟悉柯塔尔，不过猜想他有一笔小小的财产。柯塔尔是个怪人，长期以来，他们俩的关系仅仅是在楼梯上碰面时互相打个招呼。
“我同他只谈过两次话。几天前，我在楼道上打翻了我带回来的一盒粉笔。有红粉笔，也有蓝粉笔。柯塔尔正好在那一刻从他家来到楼道上，他帮我把粉笔拾起来。他问我这些颜色不同的粉笔有什么用。”
于是，格朗对他解释说，他想尝试再学学拉丁文。从离开中学到现在，他的知识越来越不可靠了。
“不错，”他对大夫说，“有人向我保证，学拉丁文有助于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
因此，他把拉丁文的单词写在黑板上，再用蓝粉笔抄下有性、数、格变化和动词变位的那部分词，再用红粉笔抄下没有变化的词。
“我不知道柯塔尔是否真正理解了，但他似乎很感兴趣，还要我给他一支红粉笔。我当时有点吃惊，但无论如何……当然，在那时我不可能猜到，他会把粉笔用来实现他的计划。”
里厄正在问他第二次谈话是什么内容时，派出所所长带着他的秘书来到了。他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大夫注意到，每当格朗谈到柯塔尔时，总管他叫“绝望的人”。他甚至一度用了“致命的决定”这样的熟语。他们在讨论自杀的原因，而格朗却在选词用句上显得吹毛求疵。最后大家决定用“内心抑郁”几个字。所长询问，当时从柯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所谓的“决定”。
“昨天他曾敲过我的门，”格朗说，“他向我要火柴。我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表示很抱歉，同时说，邻里之间……他随后保证说，他一定会把火柴还回来。我要他留着用。”
所长又问这位职员，他曾否看见柯塔尔显得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