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厄还在走路。他越往前走，周围的人越多，闹声也越大，他感到自己想去的近郊区似乎因此而在往后退。后来，他渐渐融入了这个高声喧嚷的庞然大物，他在其中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喧嚷至少部分代表了他的心声。是的，所有的人都曾在肉体和精神上一起经受过痛苦：难以忍受的空虚、无可挽回的分离、不能满足的欲求。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间，在救护车的铃声里，在约定俗成叫做命运的提醒声中，在摆脱不了的恐怖和内心反抗的可怕氛围里，从未停止散布一个举足轻重的传闻，传闻警告那些惊恐万状的人们，说他们必须重返自己真正的故乡。而他们的真正故乡全都在被封锁的疫城城墙之外，在芬芳的荆棘丛中，在山冈上，在大海岸边，在自由的国度里，在有分量的温柔之乡。他们想去的地方正是他们的故乡，正是他们幸福之所在，而对其余的一切，他们都嗤之以鼻。
至于这种被迫分居和希望团聚可能有什么意义，里厄却一无所知。他继续走着，四面八方都有人挤他，吆喝他，后来，他渐渐走进了一些不那么拥挤的街道。他想，这类事情有没有意义都无伤大雅，只要符合人们愿望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就够了。
他这才明白了什么东西符合人们的愿望，踏入郊区冷冷清清的街道后，他就看得更清楚了。有些人不思进取，只想回到他们爱情的安乐窝里，这种人有时也能得到报偿。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人因失去了朝思暮想的亲人，还在城里孤零零地踯躅。有些人没有受过两次离别之苦还算是幸运的，不像某些人，在瘟疫之前很久并没能旗开得胜赢得爱情，后来又年复一年地盲目维持勉强的结合，到头来情人变了夫妻反成仇。这些人像里厄本人一样犯了轻率的毛病，总想依靠时间解决问题，结果离别竟成了永诀。也还有些人毫不迟疑地找回了他们以为失去了的亲人，比如朗贝尔，这天早晨在离开他时，里厄就曾对他说：“勇敢些，从现在开始就该靠理智行事了。”起码在一定的时期内他们会感到幸福。他们现在才明白，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想望而且有时还能得到，那就是人间的真情。
相反，那些想超越人类而去寻求连他们自己都想不清楚的东西的人，谁都没有找到答案。塔鲁似乎找到了他谈到过的难以寻觅的安宁，但他是在死神那里找到的，是在安宁对他已毫无用处的时刻找到的。如果说别的一些人，如里厄看见许多站在大门口，在夕阳下紧紧搂在一起，痴迷地互相凝视的人，如果说他们实现了想望，那是因为他们想望的是惟一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东西。里厄在转入格朗和柯塔尔住的街道时，他想，那些自满自足、对自己可怜而又可厌的爱情生活津津乐道的人获得，起码有时获得，欢乐的奖赏，这是合理而又公正的。
这部记事性编年史即将结束。是时候了，里厄大夫承认自己是书的作者。但在叙述最后一些事件之前，他至少希望对自己涉足写书作些说明，并敦促读者理解，他一直坚持以见证人的客观口吻进行记述。在整个鼠疫期间，他的职业使他有机会见到大多数同胞并记录他们的感受。因此他有条件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总的说来，他努力避免记述他未曾亲眼目睹的事情，避免将自己杜撰的想法强加给鼠疫期间的工作伙伴，而且尽量只利用由于偶然性或不幸事件落到他手里的资料。
由于他是在为某种犯罪行为作证，他像一切有诚意的证人一样，作了某些保留。但他同时又受良心的指使，曾毫不犹豫地站在受害者一边，而且心甘情愿与人们、与他的同胞们在共同拥有的惟一的可靠性方面协调一致，那可靠性就是爱，是痛苦和被迫的离散。因此可以说，他分担了同胞们全部的忧患，而且把他们的处境当成自己的处境。
作为忠实的证人，他必须首先记录的是人的行为、有关的资料和传闻。而他个人需要说的话、他的期待、他受到的各种考验，都应当避而不谈。如果说他曾利用过这方面的材料，那也只为了解他的同胞或让别人了解他们，只为以最准确的形式把他们往往模糊感觉到的东西表现出来。说实在的，这种理性的努力并没有让他付出什么代价。当他恨不得直接向千百个呻吟着的鼠疫患者吐露心声时，他会想到自己的痛苦无一例外都同时是别人的痛苦，在一个往往由自己独自承担痛苦的世界，这种患难同当的情况已经很了不起了，于是他即刻忍住。的确，他应当为所有的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