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回去和她团聚，您做得对。否则您还有什么想头呢？”
其余的时间，朗贝尔就沿着初涂灰泥的光秃秃的墙壁转圈子，摸摸钉在隔板上的一面面扇叶，或数数垂在台布边上的绒球。到了晚上，两个年轻人才回家，除了说说“还不到时候”，他俩一直寡言少语。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加茴香的甜烧酒，朗贝尔看上去像在思考问题。
星期三，马塞尔回家时说：“定在明天半夜，你准备好。”同他们一起执勤的两个人，一个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平时同他住一个房间，所以在接受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值勤。当天夜里，他们要去处理最后的一些细节。到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您高兴吗？”老太太问他。他说高兴，但心里却在考虑别的事情。
翌日，天气又闷热又潮湿，令人窒息。疫情方面也只有坏消息。不过，西班牙老太太却很泰然。“世上罪孽太多，所以注定会这样！”她说。朗贝尔也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光着上身。但无论他干什么，汗水都沿着他的双肩和胸脯淌个不停。屋里百叶窗紧闭着，在半明半暗中，他们的上身看上去仿佛涂了一层棕褐色的油漆。朗贝尔默默地转着圈子。他在下午四点钟突然穿上衣服，宣称他要出门。
“当心，时间定在半夜，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马塞尔说。
朗贝尔来到大夫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他，可以在城里高地医院找到她的儿子。在医院的门卫面前，还是那群人在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一再说：“别停在这儿！”人群动步了，但仍旧在转圈子。中士的汗水已湿透了衣裳，他对大伙说：“没什么好等了。”大家也这么看，但尽管闷热难当，他们仍不愿离去。朗贝尔出示了通行证，中士给他指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对着院子，他在那里遇到刚从办公室走出来的帕纳鲁神甫。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木头办公桌后面，他卷着衬衫袖子，正在用手帕擦拭肘弯上的汗水。
“又来啦？”他说。
“不错，我想同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但如果没有他也能解决问题，那就更好。”
“为什么？”
“他累坏了。我能办的事，就避免去找他。”
朗贝尔看看塔鲁。他瘦了，疲劳使他两眼昏花，面容憔悴，他那又宽又厚的肩膀也累得缩成了团。有人敲门。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走了进来，他把一摞病历卡放到塔鲁的写字台上，用被口罩捂住的声音只说了两个字“六个”便走出去了。塔鲁望望记者，随即把病历卡摊成扇形，指给他看：
“这些病历卡很好看，是吧？哦，一点儿也不好看，这都是死人，是昨天夜里死的。”
他额头紧皱，重新收好病历卡。
“剩下来要干的事，就只有计数了。”
塔鲁站起来，靠在桌上。
“您快动身了吧？”
“今天午夜。”
塔鲁说，这消息让他高兴，他嘱咐朗贝尔多保重。
“您说的是真心话吗？”
塔鲁耸耸肩：
“到我这个年纪，说话非真诚不可。撒谎太累人。”
记者说：
“塔鲁，我想见大夫，原谅我。”
“我知道。他比我更有人情味儿。去吧。”
“问题不在这里。”朗贝尔费力地说，随即停下不说了。
塔鲁看看他，接着，突然冲他微笑起来。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过道走去，过道的墙壁漆成了浅绿色，所以那里幽幽的闪光令人想到水族馆。在快走到双层玻璃门前时，他们看见门后有几个人影在奇怪地晃来晃去。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间四壁全是壁橱的小房间。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扯出两个脱脂纱布口罩，递一个给朗贝尔，要他戴上。记者问他这能否起些作用，塔鲁回答说起不了作用，但可以使别人放心。
他们推开玻璃门。那是一间很宽大的厅，尽管气候炎热，但所有的窗户仍然紧闭着。四壁的高处有几台换气装置在嗡嗡作响。装置里弯曲的螺旋扇叶搅动着两排灰色病床上面浑浊的热空气。从四面八方传来低沉的呻吟或尖声的叫喊，汇成一首单调的哀歌。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刺眼的强光下缓慢地走来走去，光线是从带铁栅栏的高高的窗洞射进来的。在这闷热得吓人的大厅里，朗贝尔感到难受万分，而且他很难认出正躬身站在一个哼哼着的病人身边的里厄。大夫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两个女护士从床的两边按着病人，仿佛在让他受五马分尸的极刑。里厄直起身，把手术器械扔到助手递过来的盘子里，接着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眼睛盯着正在接受包扎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