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塔鲁认为，柯塔尔这种态度并没有多少恶意。他那句“这种滋味我在他们之前就尝过了”与其说表明了他的得意，不如说表明了他的不幸。塔鲁写道：“我认为他开始心疼那些被困在天地间、城墙内的人了。比如，一有可能，他就主动对那些人解释说，那东西并没有那么可怕。他曾对我说：‘您听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鼠疫过去后我要干这，鼠疫过去后我要干那……他们不安安生生过日子，倒去自寻烦恼。他们甚至不明白自己的优势。难道我能说，一旦被捕，我要干这干那，我？被捕只是个开始，还不是结束呢。而鼠疫……您想听我的意见吗？他们倒霉，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其自然。我可没有胡说八道。”
“他的确没有胡说八道，”塔鲁补充道，“他准确地评论了阿赫兰市民的矛盾心理，那些人一方面深感使他们互相接近的热情是多么必要，但同时又不能全身心投入这种热情，原来他们互存戒心，从而互相疏远。他们都很明白，不可轻信邻居，邻居能在你不知不觉间利用你忘情的那一刻把鼠疫传给你。当一个人像柯塔尔那样把时间花在寻觅伙伴又想从中找出可能告密的人时，他一定会理解这种心情。他也会包容那些在生活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临到人们头上，也许它趁你庆幸自己还平安无事时正在磨刀霍霍呢。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柯塔尔在恐怖中生活仍能行若无事。正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对那一切已有所感受，我相信他不会完全像那些人一样体会惴惴不安的心情折磨人有多么残酷。总之，他也跟我们这些尚未死于鼠疫的人一样，清楚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日都濒临毁灭，但他毕竟经历过恐怖，所以他认为轮到别人来尝尝恐怖的滋味，这很正常。说得更准确些，他感到那样就比他单独承受恐怖要轻松些。他正是在这点上犯了错误，因此他比别人更难被人理解。但说到底，正是这一点使他比别人更值得大家理解。”
末了，塔鲁以下面这个故事来结束这段笔记，这段记述表明柯塔尔和鼠疫患者都同时具有一种独特的心态。这件事几乎可以重现当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因此笔者十分重视。
当天，他们俩去市立歌剧院观看正在公演的格鲁克的歌剧《俄耳甫斯》〔1〕，是柯塔尔邀请塔鲁。该剧团是在春天鼠疫发生伊始时来到本市演出的。剧团被疫病封锁之后，只得与歌剧院签约，每星期重演一场《俄耳甫斯》。于是，数月以来，每个星期五，市立歌剧院里都回荡着俄耳甫斯椎心泣血的悲歌和欧律狄克回肠九转的呼喊。而且这部歌剧继续受到观众的青睐，票房价值极高。柯塔尔和塔鲁坐在最贵的座位上，俯临着被本城的文人雅士挤得水泄不通的正厅。看得出来，刚到的人正在竭力避免吃闭门羹。在炫目的幕前灯光下，乐师们在小心翼翼地调着音，这时，一个个人影清晰地突现出来，他们从一排座位走到另一排，彬彬有礼地弯着腰。在格调高雅的交谈产生的嗡嗡声里，人们正在恢复几小时前他们走在城里黑暗的大街小巷时业已失去的自信。服饰正在赶走鼠疫呢。
第一幕自始至终由俄耳甫斯演唱，他唱得缠绵悱恻，十分自如。几个穿长裙的妇女亲切地议论着他的不幸，他是用小咏叹调歌唱爱情的，场内观众以适当的热情态度作出反应。大家几乎没有察觉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腔里带了一些原本没有的颤音，他在用眼泪祈求冥王同情时，悲伤得也有些过分。对他的某些不由自主的急剧而不连贯的动作，连最警觉的行家竟也认为那是独具一格，使演员的表演大放异彩。
等到第三幕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克表演二重唱（即欧律狄克避开她的爱人那一刻）时，大厅里才出现某种讶异的波动。仿佛这位歌手一心等待的正是观众这样的波动，或者，更确切些说，仿佛正厅里发出的喧声恰好肯定了歌手此刻的感受，他立即选中这一刻，用滑稽动作朝舞台前的脚灯走过去，不顾身穿的古装，在幕后一片牧歌声中，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那幕后牧歌一向被认为早已过时，但在观众看来，它在此刻才第一次变得不合时宜，不合时宜得令人生厌。与此同时，乐队停止了演奏，正厅里的观众已在起身慢慢撤离。起初，他们默不作声，好像刚做完弥撒从教堂走出来，或刚参加了葬礼从灵堂出来，妇女们整整衣裙，垂着头走路，男人们挽着女伴的手臂引导她们别碰了折叠坐椅。然而，人流的移动逐渐加快了速度，悄悄话变成了大声喧嚷，人群拥往出口，在那里挤做一团，后来竟互相冲撞，尖声叫喊起来。柯塔尔和塔鲁到这一刻才站起身，现在就剩他们俩站在那里了，在他们眼下是一幅当时生活的画面：舞台上是以四仰八叉的蹩脚演员面目出现的鼠疫；而大厅里则是以被遗忘的折扇和红色坐椅上凌乱的花边形式出现的已变成废物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