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巴勒斯坦古城，据《圣经》传说，都因市民道德败坏而毁于天火。
〔4〕约伯系《圣经》故事中人物。原为虔诚的富人，后历经上帝派撒旦带给他的各种考验而虔诚如初。
〔5〕阿尔赞指马、骡的栗色皮毛。
〔6〕圣洛克（1295—1327），曾献身于缓解瘟疫病人痛苦的工作。后来他本人也病倒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幸亏一只狗发现了他，狗的主人请人看护并治愈了他。他的纪念日是8月16日。
第三部
就这样，鼠疫的囚犯们整个礼拜都在竭尽全力进行搏斗。看得出来，他们当中有些人，比如朗贝尔，竟想像自己是在以自由人的身份行动，以为他们还有选择的余地。然而，事实上——此刻可以说出来了——在八月中旬，瘟疫已经覆盖了一切。这一来，再也不存在个人的命运了，只有鼠疫这个集体的经历和休戚与共的感情。其中最强烈的是离情和放逐感，以及这些感情所包含的恐惧和愤慨。这说明为什么笔者认为，在这酷热和疫病的高峰期，最好能以概括的方式举一反三地把幸存同胞的过火行为，把埋葬死者的情况以及情侣们生离死别的痛苦描写一番。
正是在那一年的盛夏，疫城刮起了大风，而且一连刮了好几天。阿赫兰的居民最怕这种风，因为它一刮起来就长驱直入，横扫城市所在地的高原，而且气势汹汹地钻进大街小巷。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与清凉无缘的城市盖了一层厚厚的灰土，大风一吹，灰土便像鳞片一般剥落下来。于是，热风掀起灰尘和纸片的滚滚浪潮，拍打着日益稀少的散步的人。只见他们在马路上加快脚步，往前弯着腰，用手帕或用手捂着嘴巴。过去每到晚上，人们都喜欢聚在一起，因为害怕每个日子都可能是末日，便尽量把日子拖长；现在街上遇到的却是小群小群急着回家或进咖啡馆的人。因此，几天以来，在比平时提前降临的暮色里，大街上冷冷清清，只有风在不停地呜咽。从波涛汹涌的永远看不见的大海，升起一股海藻和盐的气味。于是，这个冷僻的、被尘土染得灰白的城市，这个浸透了海洋味而又狂风怒号的城市像一个不幸的孤岛，发出痛苦的呻吟。
此前，鼠疫的受害者在外城街区远比城中心多，因为外城人口更密集，各种起居设施都更差。然而，现在瘟神似乎一下子靠近了繁华商业区，同样在那里安家落户了。居民责怪大风，认为是它把传染菌运送到了那里。“大风把事情搅乱了。”旅馆经理说。但无论如何，城中心街区的居民明白，现在轮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在夜里听到救护车的喇叭声在附近响得越来越频繁，使鼠疫那无精打采的、阴沉沉的召唤在他们窗下鸣响。
就在城中心，有人打算把某些受鼠疫侵袭格外严重的街区隔离起来，只允许执行公务必不可少的人出入。一直在那里居住的人们肯定会认为这个措施是故意刁难他们，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把自己和别的街区以及可以自由来往的人对比起来考虑。反之，那些尚可以自由来往的人在危难时刻一想到别的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又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总有比我更受束缚的人。”这句话便概括了当时能够抱有的惟一的想法。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火灾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尤其在西城门附近的娱乐街区。有消息称，那是一些从四十天检疫隔离期满回家的人干的，那些人被丧事和灾难弄得惊慌失措，便放火烧掉自己的房屋，幻想鼠疫能因此而灰飞烟灭。厉风助火势，放火之频繁使一些街区整个处于无休无止的危险当中，而要同这种行径作斗争却十分困难。尽管一再论证，当局组织进行的住宅消毒足以排除传染的危险，但仍无济于事，因此，必须颁布极为严厉的命令，惩罚那些无知的放火犯。毫无疑问，并非害怕坐牢的想法本身，而是全体居民一致深信不疑的“坐牢等于死刑”的考虑使那些不幸的人却步，因为有记录显示，本市牢狱里的死亡率极高。当然，这种深信不疑也并非没有根据：由于明显的原因，鼠疫似乎特别喜欢穷追猛打习惯于过集体生活的人们，如士兵、修道士或囚犯。虽然在押的人有的被隔离，监狱仍然是一个群体。在市立监狱，无论狱卒抑或犯人都在患疫病。从鼠疫的高度来看，从监狱长到最后一个犯人，大家都被判了刑，而且，也许是破天荒第一次，绝对公正在牢狱里占了优势。
当局试图引进等级制度以冲淡这种平均化的现象，想出了封看守们为尽忠职守为国捐躯的烈士这样一个主意，但那是白费心计。由于城市处在戒严状态，从某种角度看，狱卒可以视为被军事动员的人，所以给他们追赠了军功章。然而，即使在押的人没有表示任何不满情绪，军方也并不看好此事，他们完全有理由指出，这样做，在公众思想上会产生令人遗憾的混乱。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当局考虑，最简便的办法是授予可能死亡的看守以瘟疫纪念章。但对已追赠军功章的看守来说，生米已煮成熟饭，根本不可能收回勋章，而军界又在继续坚持他们的观点。另一方面，就瘟疫纪念章而言，它的弊病在于，接受它的人不可能像接受军功章的人那样感到精神振奋，因为在瘟疫肆虐时期，得到这样一枚纪念章太平常了。结果是哪方面的人都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