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鲁先生，有人对我说，您在操持预防措施的执行工作。对此我不大敢苟同。大夫，您认为疫病会蔓延吗？”
里厄说，但愿不会蔓延，法官却一再说，应当永远抱有希望，因为上帝的意旨是难以识透的。塔鲁问他，当前的情况是否给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
“恰恰相反，我们称为普通法的有关案件正在减少。我现在只需预审严重违犯新规定的案件。大家还从没有像现在那样遵守老法律。”
塔鲁说：
“那是因为，相比之下，老法律必然显得更宽容。”
法官一反他适才作出的凝望天空的沉思神态，用冷峻的眼光审视着塔鲁。
“那又能怎样？”他说，“重要的不是法律，而是判决。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
预审法官一走，柯塔尔便说：
“瞧那家伙，他可是头号敌人。”
汽车开动了。
片刻之后，朗贝尔和柯塔尔看见加西亚来到这里。他朝这两人走过来却不打招呼，只以这句话代替问好：“得等一等。”
在他们周围，以妇女占大多数的那群人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女人们几乎都拎着篮子，妄想请人转交给她们生病的亲人，她们更荒唐的想法是亲人们能够享用这些食品。一些武装哨兵把守着大门，时不时有一声怪叫穿过营房和大门之间的院子传到外面。于是，在场的人们当中有的人转过忧心忡忡的脸来望望诊疗所。
这三个人正在观看那场景时，背后一声清晰而低沉的“你们好”使他们转过身来。尽管天气很热，拉乌尔仍穿得整整齐齐。他身材高大，体魄强健，穿一身双排扣的深色套装，戴一顶卷边的毡帽。他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呈棕褐色，嘴唇绷得紧紧的。他说话快而准确：
“我们进城吧。加西亚，你可以走了。”
加西亚点上一支香烟，任他们远去。朗贝尔和柯塔尔随着夹在他们中间的拉乌尔的步伐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着。
“加西亚对我说清楚了，”拉乌尔说道，“这事办得到。但无论如何您得为此花一万法郎。”
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接受。
“您明天去海军驻地的西班牙饭店同我一起吃午饭。”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握握他的手，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拉乌尔走后，柯塔尔抱歉说，他明天没空，再说，朗贝尔现在已用不着他了。
翌日，当朗贝尔走进西班牙餐馆时，里面的人全都转过头来瞧他走过去。这个阴暗的地下室在一条被太阳晒得很干的发黄的小巷旁边的低处，来这里用餐的都是男人，其中大多数属于西班牙人那一类型。坐在店堂最里头一张桌子前边的拉乌尔向朗贝尔一打手势，朗贝尔一朝他那里走去，那些人脸上好奇的表情立即消失，他们重又就着菜盘进餐。在拉乌尔那张桌旁还坐了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满脸胡楂，特宽的肩膀，马脸，头发稀疏，又细又长黑毛茸茸的双臂从卷起的衬衫袖口伸了出来。把朗贝尔介绍给他时，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没有说出他的名字，谈到他时只叫他“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认为有可能帮助您。他即将让您……”
拉乌尔停下来，因为女招待正走过来问朗贝尔点什么菜。
“他即将让您同我们的两个朋友取得联系，这两个朋友再介绍您认识几个对我们很忠诚的哨兵。但认识了还并未解决全部问题。还得要哨兵亲自判断哪一刻有机可乘。最简易的办法是您在他们哪位家住关卡附近的哨兵家里住上几夜，但事先必须由我们的朋友介绍您接触那些人。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也由他与您结算费用。”
这个朋友再一次点点他的马头，一边不停地切碎西红柿和甜椒拌的生菜，然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一会儿他用略带西班牙口音的法语说话了。他建议朗贝尔在后天早上八点去天主教堂门廊下见面。
“还得等两天。”朗贝尔提醒他说。
“那是因为这事情办起来不容易，”拉乌尔说，“还得找到那些人才行。”
马脸再一次点头称是，朗贝尔却并不热切地同意了。在这顿午餐余下的时间里，大家都在找别的话题。但朗贝尔一发现马脸是个足球运动员时，一切都变得容易了。他自己也经常从事这项运动。于是，大家谈论法国锦标赛、英国职业球队的才华和“W”字形的战术。午餐结束时，马脸异常活跃，他用“你”称呼朗贝尔，硬要他相信，一支足球队的最佳位置是中卫。“你明白，”他说，“中卫，那是安排进球的角色。安排进球，那才叫踢足球呢……”朗贝尔同意这种看法，尽管他一直是踢中锋的。但他们的议论被电台的广播打断了，先播送的是用八音琴轻声奏出的几首令人伤感的乐曲，播音员接着宣布，昨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餐厅里没有谁作出反应。马脸人耸耸肩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