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厄打开他书房的门，在楼道上，他对塔鲁说，他也要下楼去近郊看望一个病人。塔鲁有意陪他去，他同意了。在楼道尽头，他们遇见了里厄老夫人。里厄把她介绍给塔鲁。
“一位朋友。”他说。
“哦！”老人说，“认识您我很高兴。”
她走开时，塔鲁还转身望了望她。大夫在楼梯平台上按了按定时开关，试图开亮照明灯，但是徒劳，楼梯仍然黑漆漆的。大夫琢磨这是否是新的节约措施带来的后果。但谁也不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整个城市里，一切都处于不正常状态。也许这只是因为所有的门房，以及总体说来我们的同胞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了。不过大夫现在没有时间作进一步的探讨，因为塔鲁的话音已在他身后响起来了：
“我还有一句话，大夫，哪怕您听了觉得可笑呢：您完全正确。”
在黑暗中，里厄对自己耸了耸肩。
“说真的，这方面我什么也不知道。您呢，您知道些什么？”
“噢！”塔鲁平静地说，“我需要了解的东西不多。”
大夫停住脚，他身后的塔鲁在一级楼梯上滑了一下，连忙抓住大夫的肩膀，这才站稳了。
“您认为自己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很了解吗？”里厄问道。
黑暗中，塔鲁用同样平静的声音回答道：
“是的。”
他们来到大街上时，才知道天已经很晚了，也许已十一点了吧。城市还那么安静，只有轻微的沙沙声。一辆救护车的铃声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们上车，里厄发动引擎。
“明天，”里厄说，“您需要到医院来打预防针。不过，为了最后作出决定，在进入角色之前您还得三思：您只有三分之一生还的机会。”
“这样的估计没什么意义，大夫，这一点您和我同样清楚。一百年前，波斯一个城市发生的鼠疫结果了全体居民的生命，只有一人幸免，那就是一直不停地洗死尸的那个人。”
“他保留了他三分之一的机会，如此而已，”里厄说，声音突然变得低沉。“不过在这方面我们的确还需要从头学起。”
他们已进入近郊区。车灯照出一条条冷冷清清的大街小巷。车停了下来。里厄站在车前问塔鲁是否愿意再上车，塔鲁说愿意。天空的一缕反光照亮了他们的脸。里厄蓦然友好地一笑：
“嘿，塔鲁，”他说，“是什么促使您操持这些事的呢？”
“我不知道，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什么样的道德观？”
“理解。”
塔鲁转身朝房舍走去，直到他们进入老哮喘病人的家，里厄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脸。
翌日伊始，塔鲁便开始工作并组建起第一支小队，其他许多小队也接踵建立起来。
笔者并无意过分强调这些防疫志愿组织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的同胞如果处在笔者的位置，今天恐怕也难免对它们的作用来一番夸大。但笔者更愿意相信，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而这种想法正是笔者不能苟同的。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好人比恶人多，而实际上那并非问题症结之所在。人有无知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由此可见，塔鲁一手建立起来的我市卫生防疫组织应当得到客观而令人满意的评价。这也说明为什么笔者不会有声有色地颂扬良好意愿和英雄主义，为什么他仅仅给英雄主义以适当的重视。但他会继续从历史的角度记录鼠疫造成的全体同胞痛苦万状因而事事苛求的心境。
事实上，献身于卫生防疫事业的人们也不一定功勋卓著，他们那样做只因他们知道那是惟一需要做的事情，而在那样的时刻不下此决心才真叫不可思议。这些组织有助于同胞们进一步了解鼠疫，并使他们部分相信，既然已发生疫病，为了同它斗争，就应当做需要做的事。由于与鼠疫打交道已变成了一些人的职责，这疫病才真正展露了它的实质，即是说，它已是大众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