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他们这么干，”经理对塔鲁说。“隔离不隔离她都很可疑，因此他们家那些人也都可疑。”
塔鲁提醒他说，照他这个观点，所有的人都可疑。但经理却毫不含糊，他对此问题的看法是十分明确的：
“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但他们可疑。”
然而，奥东先生并不因这点小事改变做派，这一回鼠疫算是赔本儿了。他仍然照老样子走进餐厅，在孩子们之前先坐下，而且一直对他们说些高不可攀而又满怀敌意的话。只是那小男孩儿变了样子。他同他的姐姐一样穿一身黑衣服，背有点驼，简直是他父亲的缩影。守夜人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
“噢！瞧那个人，他将来断气也穿得整整齐齐。这么着，不用殡仪馆化妆，他可以直接归天了。”
塔鲁的笔记里也记载了帕纳鲁神甫布道的事，不过加上了下面这段评语：“这种热情给人好感，我理解。大灾初期和结束时谁都会夸夸其谈一番。灾情开始，人的习惯还没有丧失，灾害结束时，习惯又失而复得了。只是在灾难当中人们才与现实相适应，即是说才会沉默下来。等等看吧。”
塔鲁末了提到他曾和里厄大夫有过一次长谈，他只回顾说交谈的效果很好，还特别谈到里厄老夫人淡栗色的眼睛，就这个话题他还奇怪地断言，洋溢着善意的眼神永远比瘟疫更有力量。最后他用相当长的篇幅议论了接受里厄治疗的老哮喘病人。
他俩交谈后，塔鲁随大夫去看望了这位病人。老头冷笑着搓搓手，以此来迎接初次见面的塔鲁。他背靠枕头坐在床上，前面放着那两锅鹰嘴豆。他看见塔鲁便说：“哦！又来了一位。这世界真颠倒过来了，医生比病人还多。那病传得很快，是不？神甫说得对，那是罪有应得。”翌日，塔鲁没有通报又去了他家。
如果相信塔鲁的笔记，这位老哮喘病人原来的身份是服饰用品商人，在他五十岁那年，他认定干这行干腻了，便躺了下来，从此再没有起来过，其实他的哮喘病更适合站立的姿势。一小笔年金支撑他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很轻松。他一见表就受不了，事实上他家里的确没有一只表。他常说：“表，又贵又蠢。”他估摸时间，尤其是与他惟一相关的用餐时间全凭那两只锅里的鹰嘴豆。他每天醒来时，一只锅里装满了豆子，然后他用专心而有规律的动作把豆子一个一个放进另一只锅里。他就这样通过一锅一锅的豆子找到了一天计时的标准。“每装十五锅，我就该吃饭了。这非常简单。”
另外，据他妻子说，他小时候就显示出了这样的天性。实际上，他从未对任何事情产生过兴趣，包括他的工作、朋友、咖啡、音乐、女人、散步。他从没有出过城，除了有一次：那天，他为家庭的事务不得不去一趟阿尔及尔，他在离阿赫兰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停下来，实在不敢冒险走得更远。最后还是乘坐第一列火车回了家。
见塔鲁对他的隐居生活显出吃惊的神气，他大略作了如下的解释：根据宗教，人在前半生走上坡路，在后半生则走下坡路。走下坡路时，人的每一天都不再属于自己，这些日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可能被夺走。因此你哪一天都干不成事，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干。此外，他并不害怕矛盾百出，因为不一会儿他又告诉塔鲁，上帝肯定不存在，否则教士们就派不了用场了。但听了他后来的一些思考，塔鲁这才明白，他这种哲学与他所在的教区经常募捐引起他不满有密切的关系。塔鲁对老人的描绘以老人的一个愿望结束，这个愿望似乎出自他的内心，因为他多次在这位与他交谈的人面前表示：他希望自己在极高龄时死亡。
“他难道是圣人？”塔鲁想。接着，他回答自己，“假如神圣就是习惯的总和，他就是圣人。”
与此同时，塔鲁还相当详尽地描述了这个疫城的一天，从而使我们对同胞们在这个夏季的工作和生活有了一个准确的概念：“除了醉汉，没有一个人笑，”塔鲁说，“而醉汉又笑得过分了。”接着他开始描述：
黎明，微风吹拂着行人还很稀少的城市。在这夜间死亡和日间垂危交替的时刻，瘟神似乎在暂时停止肆虐以便缓过气来。所有店铺都关着门，有几家门上还挂着“鼠疫期间停止营业”的牌子，说明这些店家过一阵不会和别的店家一道开门营业。卖报的小贩睡眼惺忪，还没有叫卖当天的新闻，他们背靠在街角，瞧那姿势仿佛梦游人在向路灯兜售报纸。过一会儿，他们一被首班电车惊醒便分散到全城，手里举着印有醒目大字“鼠疫”的各种报纸。“秋天是否还会鼠疫横行？”“B教授答曰：否。”“死亡一百二十四人，这是鼠疫第九十四天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