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达到这个目标，他还任重而道远呢。他决不会将现在这样的句子交给印刷厂，因为，虽然这个句子有时使他感到满足，他仍然明白它反映现实还不十分贴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句子的流畅使它有陈词滥调之嫌，虽然很轻微，但毕竟近似。以上这些至少是格朗讲话的意思。这时，窗下传来奔跑的脚步声。里厄站起身来。
格朗边说边转身朝窗外看：“等这一切结束之后，您一定会看见我把它修改成什么样子。”
但此刻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里厄已经下楼了。他来到街上时，正好有两个男人从他面前走过去。看上去他们是在往城门那边走。原来，我们有些同胞在炎热和鼠疫的夹攻之下已失去了理智，他们放任自己诉诸暴力，而且企图蒙混过关，逃出城去。
另外一些人，如朗贝尔，也试图逃离这正在出现的恐慌气氛，不过他们的想法更执著，方法更灵活，虽然并不比别人更成功。朗贝尔起初仍坚持走官方的门路。据他说，他一直认为执著最终能取得胜利，而且从某种角度看，对麻烦应付自如正是他做记者的本分。因此他走访了一大批官员和通常公认为能干的人。但这次情况特殊，那些人的能耐也无用武之地了。这些人多半对银行、出口、柑橘，抑或酒类贸易方面有精确而内行的见解，他们对诉讼或保险问题拥有的知识是毋庸争辩的，何况还有可靠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诚意。甚至可以说，这些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正是他们的诚恳态度。然而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不过每次只要有可能，朗贝尔在他们面前仍然会分别申诉自己的理由。他提出论据的基本内容一直是说他是外地人，因此他的情况应当作为个案审理。一般说来，与他对话的人都很乐意接受他的观点，但通常都会向他指出，有一定数量的人与他的情况相同，因此，他的事情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特殊。对此，朗贝尔可以回答说，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他论据的实质，对方会说，这对行政当局的困难却有所改变，因为他们坚决反对任何特殊照顾，这种照顾会冒人们以最嫌恶的口吻称之为“开先例”的风险。按照朗贝尔向里厄大夫提出的分类方法，持这种推理方式的人应属于形式主义者的范畴。除去这些人，还有一些善于说好话的人，他们让求助的人安心，说这一切不可能拖得太长；这些人一见别人要求解决问题便爱出大量的好主意，他们一面安慰朗贝尔，一面断定说，这种烦恼只是暂时的。还有些重要人物请来访者留下他的情况简介，并承诺说，他们会对他的情况作出决定。轻浮的人向他推销住房券或提供经济餐宿公寓的地址；一板一眼的人要他填写卡片，然后归类存档；忙忙碌碌而又毫无办法的人则朝天伸开双臂；嫌麻烦的人干脆转过脸去；最多的还是墨守成规的人，他们让朗贝尔去找别的办事机构或要他另走门路。
这位记者东上访西上访，弄得精疲力竭。他多次在漆布长凳上等了又等，眼前是劝人购买免税国库券或参加殖民军的广告；他还进过好多办事处，那里面有哪几副面孔，有什么拉线文件夹和档案架他都能随便猜个正着；这一切让他对什么是市政府、什么是省政府有了明确的概念。正如朗贝尔略显辛酸地对里厄说的那样，这其中的好处是，那一切都为他掩盖了当前真实的情况，他实际上已没有工夫去注意鼠疫的蔓延了。再说，这样可以更快地打发日子，而且考虑到全城百姓的处境，可以说，只要人不死，每过一天，人们就更接近这次苦难的终点。里厄不得不承认这观点的正确性，但这样概括事实未免太笼统。
朗贝尔曾在某一瞬间产生过希望。他收到省政府一张空白调查表，请他确切填写。调查表要了解他的身份、他的家庭情况、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来源，以及所谓的履历。按他当时的印象，那是在调查登记有可能被遣返原住处的人们的情况。从某个办公室搜集来的含糊的消息也证实了他的印象。他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步骤，终于找到了发放登记表的机关，那里的人说，搜集这些情况是“以防万一”。
“万一什么呢？”朗贝尔问。
于是他们对他确切解释说，万一他得了鼠疫并因此而丧命，一方面可以通知他的家庭，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医疗费用该由市财政负担，还是可望由死者的亲属偿还。当然，这证明他还没有同盼他回归的她完全隔离，社会还在关注他们。然而这并非一种安慰。最引人注目而且朗贝尔因此也注意到了的是在某种灾难达到高峰时一个政府办事机构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执行公务，如何在最高当局常常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同过去一样发挥主动性，而这么做惟一的理由是，各机构正是为这类服务而设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