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贝尔焦躁地点点头：
“是的，我发火是不对的。而且我还因此耽误了您好多时间。”
里厄请他随时告知他为此事奔走的情况，并希望他别记恨他。他们肯定会为某个计划再见面。朗贝尔似乎一下子茫然不知所措了。
“我相信会见面，”他沉默一会儿后说道，“是的，不管您对我说了些什么，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相信这点。”
他迟疑地补充说：
“不过我不能称赞您的做法。”
他把毡帽拉到额头上，随即快步离开了。里厄见他走进了让·塔鲁暂住的旅馆。
片刻之后，大夫摇摇头。这位记者寻求幸福的急切心情有他的道理，但他指责自己时是否有道理呢？“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在他的医院里，鼠疫加快蔓延，每周的死亡平均数字已上升到五百人，他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些日子难道真是抽象的？不错，在灾难中有抽象和非现实的成分，但当这抽象开始屠杀人们时，操心这抽象就势在必行了。里厄只不过明白，这事并非易如反掌。比如，要领导托付给他的这家附属医院（如今本市已拥有三家这种医院）就很不容易。他曾命人在门诊室对面收拾出一间接收病人的房子，房里挖一个盛满消毒臭药水的池子，池子中央用砖垒一个小台。病人送到小台上立即脱掉衣服放进药液里，洗完澡擦干后再穿上医院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再把他们分送到病房。他们曾经不得不利用一所学校的操场，现在那里一共有五百张床位，几乎都住满了病人。每天早上，里厄亲自主持接收病人，在给病人做了防疫接种和淋巴结切开等处理之后，他还得核实统计数字，然后再回去进行午后门诊，最后才在夜间出诊，回家时已经是深夜了。昨天夜里，他母亲把小里厄夫人的来电交给他时，发现他的手在发抖。
“的确在发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那么神经过敏了。”
他身强力壮，能吃苦耐劳。事实上他还并未感到多么疲劳。但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果然会出现讲抽象道理和难于处理的情况，因为病人家属知道他们只有在病人痊愈或死去时才能再见到他。“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她的女儿在塔鲁暂住的旅馆干活。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必须打电话。救护车的铃声转瞬间鸣响起来。邻居们起初还打开窗户往外看，后来便急忙关上了窗。接着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在那些被高烧和忧虑弄得开了锅似的住宅里，曾出现一幕幕荒唐的场面。但病人仍然被送走了，里厄这才可以离开那里。
最初几次他只管打电话，然后奔别的病人家，不必等救护车赶到。然而这一来，病人家属却关上了大门，宁愿与鼠疫病人亲密相守，而不愿与他分离，因为他们如今已知道分离是什么结局。于是只听得一片喊叫、命令、警察的干预，继而动用军队，这才把病人夺走。头几个星期，里厄不得不留下，直至救护车到来。后来，每位医生都在一位志愿督察员陪同下进行巡回医疗，里厄才有可能赶到一个接一个的病人家里。但最初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出诊看到的情景都跟他去劳莱太太家看见的大同小异。在那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小套房里，病人的母亲似笑非笑地迎接他说：
“我想，这该不是大家谈论的那种高烧吧？”
他呢，掀开病人的被子和衬衫，默默地观察她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以及肿胀的淋巴结。母亲看看她女儿大腿间的状况，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每天晚上，面对呈现全部致命迹象的亲人的腹部，母亲们都这样失魂落魄、大叫大嚷；每天晚上都有胳膊紧抓住里厄的胳膊不放，都能听到连珠炮一般的无济于事的话语、许诺和哭泣；每天晚上救护车的铃声都会引起一片恐慌，这种恐慌与痛苦一样徒劳无益。经过这一连串千篇一律的夜晚，里厄只能预期还将有一个接一个同样的夜晚，而且一直延续不断。是的，鼠疫正如抽象概念一般单调而毫无变化。也许只有一样东西在起变化，那就是里厄本人。这天晚上，他站在共和国雕像之下感到了这点，他一直注视着朗贝尔走进去的那家旅馆的大门，意识到一种让人别扭的冷漠已开始主宰了他。
令人精疲力竭的几个星期过去了，暮色中，全城的人照样拥到街头遛弯儿，在经历了这些日子之后，里厄这才悟出，他再也不必费力压抑自己的怜悯心了，因为在怜悯已起不了作用时，人们对怜悯会感到厌倦。在这些负担沉重的日子里，大夫找到了惟一使他宽慰的东西，那就是慢慢闭锁情感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做有助于他完成任务。因此他为此而感到高兴。他的母亲在夜里两点开门迎接他时，为他漠然的眼神感到伤心，她惋惜的正是儿子不在意他当时惟一能得到的缓解重负的母爱。要想对付抽象概念，就得大体与他相似。但怎能让朗贝尔敏感到这一点呢？在朗贝尔看来，抽象概念就是一切反对他幸福的东西。事实上，里厄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位记者是对的，但他同时也知道，有时抽象概念显得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时，也只是在那时，就必须重视抽象概念。这正是后来发生在朗贝尔身上的情况，大夫也是在朗贝尔向他吐露真情时了解到的。他因此而能在新的水平上参与这场个人幸福与同鼠疫有关的抽象概念之间的沉闷的战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场斗争构成了本市生活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