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认识建筑师里果先生吗？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房间越来越暗了。地处近郊区的这条大街逐渐热闹起来。外面，一阵低沉而欣慰的欢呼正在迎接华灯初放的那一刻。里厄走到阳台上，柯塔尔也跟着他走出来。和城里每个平常的夜晚一样，阵阵微风从周围的街区吹来人们的喃喃细语和烤肉的香味，吵闹的年轻人涌上街头，大街上渐渐响起充满晚间自由芬芳气息的欢快的嗡嗡声。黑夜里，传来看不见的轮船的汽笛长鸣，还有大海潮涌和流动人潮的喧哗声，里厄过去多么熟悉和喜爱这个时刻，今天，由于他知道的那一切，这一刻似乎已使人透不过气来。
“我们能不能开灯？”他问柯塔尔。
一有了光，那矮个儿便眨眨眼，望着里厄。
“告诉我，大夫，如果我病了，您会不会让我到医院您的科里治病？”
“怎能不会呢？”
柯塔尔又问，是否曾逮捕过在卫生所或医院里治病的人。里厄回答说，看见过这种情况，但一切都取决于病人的病情。
“那么我，”柯塔尔说，“我相信您。”
接着，柯塔尔问里厄，能不能搭他的车进城。
到了城中心，大街上的人已不如先前拥挤，灯光就更稀少了。有些孩子还在大门口玩耍。柯塔尔一要求停车，里厄便把汽车停在一群玩耍的孩子面前。孩子们正在叫嚷着玩跳房子游戏。其中有一个孩子黑头发梳得很平整，头路也分明，就是小脸很脏，他用明亮的眼睛吓唬人似的盯着里厄。大夫转过视线看别处。站在人行道上的柯塔尔与里厄握手。他说话声音沙哑，发音困难。还往背后看了两三次。
“人们都在谈论瘟疫。真有瘟疫吗，大夫？”
“人总要谈话嘛，这很自然。”里厄说。
“有道理。再说，一旦死十来个人，就该是世界末日了。我们需要的可不是这个。”
里厄的汽车已经在启动了。他把手放在变速杆上时，又看了看一直严肃而平静地盯着他的孩子。小家伙突然一咧嘴对他笑起来，一点儿转变过程都没有。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大夫一边问，一边朝孩子笑笑。
柯塔尔紧紧抓住车门，用哽咽而又狂怒的声音叫道：
“需要地震，真正的地震！”
然后一溜烟逃跑了。
第二天并没有发生地震，不过里厄在这一天却在全城东奔西跑，十分繁忙，既与病人家属谈判，又同病号本人讨论。他从未感到过自己的工作负担如此之沉重。在此之前，病人还能与他配合默契，并无条件地信任他。可是最近他第一次意识到病人有话不愿说，神色显出几分惊诧，几分不信任，对自己的病痛也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没有习惯的斗争。晚上十点，他的汽车停在老哮喘病人的屋门前，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出诊，他从车座上站起来竟感到非常吃力。他歇一歇，看看黑暗的大街和在漆黑的天空时隐时现的群星。老哮喘病人正坐在床上数着从这个锅放到那个锅里的鹰嘴豆，看上去呼吸比过去舒畅。他满脸喜悦地欢迎大夫。
“这么说，大夫，那是霍乱？”
“您从哪里打听来的？”
“从报纸上，广播里也这么说。”
“不，那不是霍乱。”
“哎，不管怎么说，”老头说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那些大头头们太言过其实了！”
“别相信那些话。”大夫说。
他仔细检查了老头儿之后便到这间寒酸的饭厅中央坐下来。是的，他怕。他知道，就在这个近郊区，可能有大约十个被淋巴结炎弄得直不起腰的病人在等待他明天上午去治病。在他施行淋巴结切开手术的那些病例中，只有两三例病情得到缓解，大多数都得进医院，他清楚对穷人来说，进医院意味着什么。“我不愿意他去当他们的试验品。”一个病人的妻子这么对他说。她丈夫不会去当试验品，他将死在那里，就这么回事。政府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所谓的有“特殊设备”的病房，里厄知道那是什么样子：那是两间匆忙撤去其他病人的独立的大病房，门窗缝隙全部堵死，周围有一条防疫警戒线。倘若瘟疫不能自动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想像出来的那些措施也势必奈何它不得。
而就在这天晚上发布的官方公报却仍然很乐观。翌日，省情报资料局宣称，省府采取的预防措施受到欢迎，市民对此处之泰然，已有三十来位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尔给里厄挂了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