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你要说实话。”
整整一天了，我接受了那么多的审问，可没有一句是这样问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
“不是我写的。”
李秀英在床上坐起来，尖厉地喊叫王立强，对他说：
“肯定不是他写的，我敢保证。他刚来我们家时，我偷偷将五角钱放在窗台上，他都很老实地拿过来交给我。”然后她面向我，“我相信你。”
王立强在那边屋子里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他说：
“小孩又不懂事，写一条标语有什么了不起的。”
李秀英显得很生气，她指责王立强：
“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样不就等于你相信是他写的了。”
这个脸色苍白脾气古怪的女人，那一刻让我感动得眼泪直流。她也许是因为用力说话，一下子又瘫在了床上，轻声对我说：
“别哭了，别哭了，你快去擦玻璃吧。”
在家中获得了有力的信任以后，并没有改变我在学校的命运。我在那间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又待了整整一天。隔离使我产生了异常的恐怖。虽然我和别的同学一样上学，也一样放学回家，可我却是来到这间小屋子，被两个处于极端优势的成年人反复审问。我哪经受得住这样的进攻。
后来他们向我描绘了一个诱人的情节。他们用赞赏不已的口气，向我讲叙了这样一个孩子，和我一样的年龄，也和我一样聪明（我意外地得到了赞扬），可他后来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不再气势汹汹，开始讲故事了，我凝神细听。这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偷了邻居的东西，于是他在自己心里受到了指责，他知道自己犯错误了。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将东西还给了邻居，并且认了错。
林老师这时亲切地问我：
“你猜，他受到批评了吗？”
我点了点头。
“不。”她说，“他反而受到了表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们就这样引诱我，让我渐渐感到做了错事以后认错，比不做错事更值得称赞。遭受了过多指责以后，我太渴望得到称赞了。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和期待的心情，终于无中生有地承认了下来。
两个达到了目的的成年人总算舒了一口气，然后精疲力竭地靠在椅子上，古怪地看着我。他们既没有称赞我，也不责骂。后来是张青海对我说：
“你去上课吧。”
我走出了小屋子，穿过阳光闪烁的操场，心里空荡荡地走向了教室。我看到教室里许多同学都扭过头来向我张望，我感到自己开始脸红了。
可能是三天以后，那天我很早就背着书包去学校。走进教室时我吓一跳，张青海独自一人坐在讲台后面，讲台上放着他的讲义。他看到我立刻招了招手，我走到了他身旁，他轻声问我：
“你知道林老师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她呢？她甜美的嗓音在那间小屋子里责骂恫吓过我，也是她说过我聪明。我点点头。
张青海微微一笑，神秘地告诉我：
“她被关起来了。她家里是地主，她一直隐瞒着，后来派人去调查才知道的。”
我吃了一惊。林老师被关起来了？前几天她还和张青海一起审问我，那么义正词严，那么滔滔不绝。现在她被关起来了。
张青海低头看他的讲义去了，我走到了教室外面，望着对面那间小屋子，心里反复想着林老师被关起来这令人吃惊的事。那时有几个同学走了进去，我听到张青海又在轻声告诉他们这些了。老师的微笑让我害怕，在那间小屋子里，林老师和他显得那么同心同德，现在他却是这样的神态。
回到南门
应该说，我对王立强和李秀英有着至今难以淡漠的记忆。我十二岁回到南门，十八岁又离开了南门。我曾经多次打算回到生活了五年的孙荡去看看，我不知道失去了王立强以后，李秀英的生命是否还能延续至今。
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我七岁那年，王立强决定让我独自去茶馆打开水。他说：
“我不告诉你茶馆在哪里，你怎么去呢？”
这个问题让我想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了答案，我欢快地说：
“我去问别人。”
王立强发出了和我一样欢快的笑声。当我提着两只热水瓶准备出门时，他蹲了下来，努力缩短他的身高，以求和我平等。他一遍一遍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就将热水瓶扔掉。我当时十分惊讶，那两个热水瓶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昂贵的物品，他却让我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