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的情形真让我吃惊，国庆和刘小青揭发了我，我在星期六下午说的那句话——要是我，我也会写的。于是林老师用手指着我，却面对张青海说：
“有这想法就会写那标语。”
我说：“他们也这样说了。”
这时国庆和刘小青急忙向老师说明：
“我们是为了引诱他才这么说的。”
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同学，他们则是气呼呼地瞪着我。然后老师就让他们出去了。
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上午，两个成年人轮番进攻我，我始终流着眼泪不承认。他们的吼叫和拍桌子总是突然而起，我在哭泣的同时饱受惊吓，好几次我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出声。林老师除了枪毙我以外，什么恫吓的话都说了。到后来她突然变得温柔了，耐心地告诉我，公安局里有一种仪器，只要一化验就会知道，那墙上标语的笔迹和我作业簿上的一模一样。这是那个上午里我唯一得到的希望，但我又担心仪器会不会出差错，我就问她：
“会不会弄错呢？”
“绝对不会。”
她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我彻底放心了，我对他们欢欣地叫道：
“那就快点拿去化验吧。”
可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互相看了好一会，最后是张青海说：
“你先回家吧。”
那时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了，我终于离开了那间小屋子。上午突然来到的一切，使我暂获自由以后依然稀里糊涂。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校门口，在那里我见到了国庆和刘小青，由于委屈我又流出了眼泪，我走过去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时的国庆有些不大自在，他红着脸对我说：
“你犯错误了，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
刘小青却是得意洋洋地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老师派来侦察你的。”
成年人的权威，使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顷刻完蛋。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再没和他们说过话。一直到我要返回南门，去向国庆求助时，才恢复了我和他之间的亲密，可同时也成了我们的分别。后来，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下午的时候，我傻乎乎地坐到教室里准备上课了。夹着讲义走进来的张青海一眼就看到了我，他一脸奇怪地问我：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这里干什么？本来我是来上课的，可他这么一问我就不知道了。他说：
“你站起来。”
我慌忙站起来。他让我走出去，我就走了出去，一直走到操场中央，我四下望望，不知道他要我走到哪里去。犹豫了片刻后，我只能鼓起勇气往回走，重新来到教室里，我提心吊胆地问张青海：
“老师，我要走到哪里去？”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依然是软绵绵地问我：
“你上午在哪里？”
我扭过头去，看到了操场对面那间小屋子，我才恍然大悟。我问：
“我要到那小屋子里去？”
他满意地点点头。
那天下午我继续被关在那间小屋子里，我一直拒绝承认惹恼了他们。于是王立强来到了学校，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来到后，仔细听着他们的讲诉，其间有几次回过头来责备地望了望我。我当初多么希望他也能认真地听一听我的申辩，可他听完老师的讲叙后，根本就不关心我会说些什么。他带着明显的歉意告诉他们，我是他领养的，领养时我已经六岁了。他对他们说：
“你们也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性了。”
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但他没有像老师那样逼我承认，这方面的话他一句都没说。他很快就站起来说是有事走了，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伤害我。如果他继续待下去，他就很难不去附和老师的话。他逃脱了这个令他尴尬的处境。我却是充满了委屈，他那么认真地听老师讲叙，可一句也不来问我是不是这样。
要不是后来李秀英对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初的我深陷于被误解的绝望之中，那是一种时刻让我感到呼吸困难的情感。没有人会相信我，在学校里谁都认为那标语是我写的。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就是因为我拒不承认。
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时，我接受了双重折磨。在被误解的重压之下，我还必须面对回家以后的现实，我想王立强肯定将这事告诉李秀英了。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就这样几乎是绝望地回到家中。一听到我的脚步，躺在床上的李秀英立刻把我叫过去，她十分严肃地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