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一说出口,没准会惹出是非来:芥川奖无非是文艺春秋这家出版社评选的一个奖项。文艺春秋把它当作一项商业活动在运营——即便不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可要说完全没有商业运作成分,那就是撒谎了。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长期以小说家为业的人,如果允许我根据真实感受直言相告,新人阶段的作家所写的东西中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脱颖而出,大概五年才有那么一回吧。就算把标准稍微降低一些,也是两三年才有一次。如今竟然要每年甄选两回,就免不了有点滥竽充数的感觉。当然,就算这样也没关系(奖项这东西或多或少是一种勉励,或者说一种祝贺仪式,放宽准入条件并非坏事),不过客观来看,我不由得会想:这样的水准恐怕还不足以每次都让媒体倾巢出动,炒作成社会事件。其间的失衡就有些怪异了。
然而这么说的话,势必有人要想:岂止是芥川奖,全世界所有的文学奖其实“又有多少实质性价值呢”?这么一来,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不是吗?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
雷蒙德·钱德勒在一封书信中,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我想不想成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家们。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不值!”
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边》)受到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大力推举,于一九七四年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就奖,却因为在酒吧里跟女孩子喝得烂醉,结果错过了颁奖仪式。他当然是有意为之。人家问颁给他的奖章呢,他答道:“这个嘛……好像被我扔掉啦。”《斯特兹·特克尔自传》里写到了这个小插曲。
当然,这两个人或许是偏激的例外,因为他们独具一格,一辈子坚持叛逆精神。然而他们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说以鲜明的态度想表达的,恐怕就是“对真正的作家来说,还有许多比文学奖更重要的东西”。其中之一是自己创造出了有意义的东西的感触,另一个则是能正当评价其意义的读者——不论人数多寡——的确存在于斯的感触。只要有了这两种切切实实的感触,对于作家而言,什么奖不奖的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说到底,这种东西无非是社会或文坛以一种形式对他们进行追认罢了。
然而许多时候,世上的人们只把目光投向有具体形态的东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作品的实质终究是无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奖项或奖章,便留下了具体形态。人们便可以对那“形态”加以关注。恐怕正是这样一种与文学性毫不相干的形式主义,以及权威一方“颁奖给你啦,速来领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视线”,让钱德勒和艾格林们焦虑不安吧。
每当接受采访,被问及与获奖相关的话题(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问到这个),我总是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奖、勋章或者善意的书评,都比不上自掏腰包买我的书的读者更有实质意义。”同样的回答说了一遍又一遍,连自己都觉得腻烦了,却几乎没有人真心相信我这番说辞。多数场合都惨遭无视。
仔细一想,这的确是又现实又无聊乏味的答案,听上去就像彬彬有礼的“官方发言”。我自己也时常这么想。至少不是那类让媒体人感到津津有味的说法。但无论是多么无聊乏味的陈词滥调,对我来说却是实话实说,所以也无可奈何。不管问多少遍,我都会重复相同的说辞。当一个读者付出一千几百日元,甚至几千日元买一本书时,他绝不可能别有用心,(大概)只有一个坦率的想法:“我要读这本书!”或者说只是抱着一腔期待。这样的读者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珍贵。与之相比——算了,只怕也不必进行具体的比较吧。
本来不必重新强调这句话: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奖项。还记得两年前的芥川奖获奖作品的人,还记得三年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世上只怕不会太多。你自己记不记得?假如一部作品果真优秀,经历了适当的时间磨炼之后,人们就会永远把它留存在记忆中。至于厄内斯特·海明威得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过),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得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过吗),究竟又有谁会介意这种事情呢?文学奖虽然能让特定的作品风光一时,却不能为它注入生命。这是不必一一言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