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入场券还可以,但凭着这样的水准,继《群像》新人奖之后居然连芥川奖也拿到了手,只怕反而会肩负起过重的负担。在这个阶段就受到如此高的评价,难道不是有点“过头”吗?说得平实点,就是:“咦,连这玩意儿都可以?”
多花些时间的话,肯定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我心里有过这样的念头。作为一个不久前还从未想过要写小说的人,这个念头或许相当傲慢。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但允许我坦率地阐述个人见解的话,一个人如果连这点傲气都没有,就别想当什么小说家了。
《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都被媒体宣传成芥川奖“最有力的提名作”,周围的人好像也都期待我获奖,然而基于前述理由,错失芥川奖反倒让我松了一口气。而让我落选的评委们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嗯,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至少没有怀恨之心,也不曾想过与其他提名作品相比如何如何。
当时,我在东京经营一家类似爵士酒吧的小店,差不多每天都去店里上班,假如得了奖、受到世人瞩目,只怕周遭就将哗然一片,令人心烦。这也是一桩心病。毕竟是做服务业的,纵然是心里不想见的人,可来的都是客,也不能避而不见——话虽如此,其实也有几次实在忍受不了,只好逃避不见。
记得两度获得提名,又两度落选之后,身边的编辑都对我说:“这下村上兄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从今往后大概不会再被提名了吧。”我心里还在想:“功德圆满?这个词有点怪怪的啊。”芥川奖基本是颁给新人的奖项,到了一定的时期就会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据某家文艺杂志的专栏说,还有作家曾六次获得提名,而我两次就功德圆满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不清楚原委,总之那时候文坛和业界好像达成了“村上已然功德圆满”的共识。大概是惯例使然吧。
然而虽说是“功德圆满”,我也没感觉特别失望,反倒心情舒畅起来,或者说安心感更强烈一些:对芥川奖再也不用多想了。得奖也罢不得奖也罢,我自己倒真的无所谓,但记得每次获得提名后,随着评审会临近,周围的人便莫名其妙地坐立不安,那种气氛稍稍有些令人心烦意乱。有种奇怪的期待感,还夹杂着轻微的焦虑般的感觉。仅仅是获得提名,就被媒体渲染成话题,那反响既大,还难免引发反感之类,如此种种烦不胜烦。只有两次,令人郁闷的事情就够多了,如果这种情况年年重复的话……单是想象一下,就不禁心情沉重。
其中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过于大家都来安慰我。一旦落选,就有许多人赶来看我,对我说:“这次太遗憾啦。不过下次绝对能得奖。下部作品请好好写啊!”对方(至少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么说是出于好意,我心里也明白。可是每当有人这样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落得心情复杂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糊其词,搪塞了事。就算我说“得不得奖其实都无所谓啦”,只怕也不会有人照单全收,反而会导致场面尴尬。
NHK也很烦人,还在提名阶段,就打来电话跟我打招呼:“等您得到了芥川奖,请第二天早晨来上电视节目呀。”我工作很忙,又不想上什么电视(因为我生性不喜欢抛头露面),就回答说:不行,我不去。可他们总也不肯退让,反而怪我为何不上电视,生我的气。每次获得提名后都会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往往令人心烦难耐。
世人为什么只对芥川奖如此在意,我时常感到不可思议。不久前,我走进一家书店,发现里面堆满了书名类似《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获得芥川奖》的书。我没翻开读过,不知道内容如何——自己毕竟不好意思买吧?不过,出版这种书本身就叫人心生疑窦:“好像有点咄咄怪事的感觉嘛。”
不是吗?就算那时我得到了芥川奖,可是,既无法想象世界的命运会因此发生改变,也无法想象我的人生会由此面目全非。世界大概还是眼下这副德行,我也肯定还是这样,三十多年来(可能有些许误差),大抵按照相同的节奏执笔创作至今。不管我是否获得芥川奖,我写的小说恐怕照样被同一批读者欣然接受,照样让同一批人焦虑不安。(让为数不少的某类人焦虑不安,好像与文学奖无关,而是我与生俱来的资质使然。)
假如我得了芥川奖,伊拉克战争就不会爆发——如果事情是这样,我自然也会感到有责任,但这样的事绝无可能。既然如此,我没获得芥川奖一事为什么非要特地做成一本书不可呢?老实说,这正是让我困惑的地方。我得没得到芥川奖,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又何曾是风暴呢,连小旋风都算不上,简直是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