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家里究竟存有多少密纹唱片，连我也搞不清楚。我从未数过，也毫无去做那种可怕事情的打算。我从十五岁起至现在，购买了数目庞大的唱片，也处理了数目庞大的唱片。进进出出太过频繁，实际的数量实在难以把握。它们来了，又去了，总数却不容置疑地在增加。我究竟拥有多少数目的唱片，并非大不了的问题。数目不是了不得的要素。每当别人问我拥有多少唱片时，我只能回答：“好像有很多很多，然而还不够。”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登场的汤姆·布坎农，一位马球选手兼大财主，说过：“世上将马厩改造成车库的人多如牛毛，而将车库改造成马厩的，恐怕只有我。”此话并非炫耀，我也在干跟这差不多的事儿。即便拥有了某一乐曲的CD，可一旦发现了品质优良的LP（黑胶）密纹唱片，我便毫不犹豫地将CD卖掉，留下LP。同样是LP，如果发现了音质好、接近原版的，我又毫不犹豫地买进。这颇费时间，费用也不容小觑。恐怕世上许多人都会将干这种事的人称作“唱片狂”。
去年（二〇〇五年）的十一月，我按照预定计划参加了纽约城市马拉松。那是一个晴朗舒适的秋日，它是如此美丽，简直让人觉得仿佛去世的梅尔·托梅也会飘然现身，倚着三角大钢琴，唱起《纽约的秋日》的诗节来。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万名跑者一起，上午从史坦顿的贝朗萨诺大桥出发，穿过布鲁克林（作家玛丽·莫里斯总是守候在这里，为我声援），穿过皇后区，跑过好几座大桥，穿过哈林区，数小时后抵达位于前方四十二公里处的中央公园“绿茵小酒馆”附近的终点。结果如何？
说老实话，不尽如人意。至少，不如我暗自期待的那样令人满意。我也希望将“功夫不负有心人，能在纽约城市马拉松中取得这样的好成绩，乃是平日刻苦训练的结果。冲过终点时，我感动极了”之类气壮山河的话，拿来当作结束语，放在本书的最后。尔后伴着雄壮的《洛奇》主题曲，在华美的夕阳下，很酷地迈步离去。老实坦白，开跑之前，我的确心存这样的期待。要是这样发展该多好啊！这就是我的计划A，多么完美的计划啊！
然而人生中，事情的发展不会那么尽遂人意。希求一个明快结论之类的时候，家门口响起的咚咚敲门声，往往来自手拿坏消息的送信人。我不说“总是如此”，然而经验之谈，坏消息远比好消息多。送信人稍稍用手碰碰帽子，似乎面带抱歉的表情，而他递过来的通知却一点也不会因此而改善。这并非送信人的责任，我们不能责怪他，不能用手揪住他的衣领连推带搡。可怜的送信人不过在忠实地执行上头交代的工作。而将那工作交代下来的，对喽，就是我们的老熟人，现实是也。
对我们而言，一个B计划便显得大有必要。
比赛前，我以为自己的状态万无一失。养息也很充分，膝盖内侧的别扭感也消失了。腿部尤其是腿肚子，虽然还残存着疲劳感，但是远未到必须在意的程度。练习计划也顺利地执行了。先如此顺畅地积累练习量再去参赛，一次也不曾有过。因而我心存期待（或说适度的确信），觉得也许能留下一个近年未见的好成绩。接下去，只需将积攒下来的筹码兑换成现金就行了。
在起跑线上，我站在了手持写着“三小时四十五分”的标志牌的领跑者身后。我以为这种成绩完全能争取到，这许是失策。回想起来，如果在开头三十公里跟在“三小时五十五分”的领跑者后边，等到有了反应——今天好像能跑得更好一点——再自然地加速，也许会好些。这种稳健的态度是必要的。然而那时候，却有某种别样的东西从背后推我。“在最炎热的季节，你不是死命地练习了么？不跑出这样的成绩来还有啥意思。你不是男子汉么？拼它一拼。”它对我低声耳语，就像在上学路上诱惑匹诺曹的那狡猾的猫和狐一样。而且三小时四十五分对我来说，在不久前还是极其平常的成绩。
到二十五公里左右，我还跟得上那位领跑者，可接下去就不行了。承认这一点颇令人懊恼，可我的腿渐渐跑不动了，节奏也一点一点地直线下降。先是被“三小时五十分”的领跑者超越，随后又被“三小时五十五分”的领跑者超越。这是最糟糕的模式。无论如何不能让“四小时”的领跑者超过去。跑过了三区大桥，跑进了上城区（住宅区）通向中央公园的直线道路后，体力稍稍得到了恢复，心里涌出了一丝期待：这下可以挽回局面了吧。然而转机一闪即逝。跑进了公园，来到那条悠长的坡道前，突如其来地，痉挛袭上了右小腿肚。虽然还没厉害到非得驻足停步的程度，可由于肌肉疼痛，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奔跑。周围的观众大吼“Go！ Go！”为我加油，我也非常渴望继续奔跑，然而两腿怎么也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