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延津的老胡老实，谁知他个龟孙最有心眼。”
但老胡退休之后，只告老，并无还乡，留在了延津。没还乡并不是无乡可还，而是在延津生活了三十五年，已服了延津的水土。延津是盐碱地，水咸，水苦，含大量的碱和硝；这水不但人喝了摇头，牲口喝了也摇头，延津人爱摇头，源头就在这里。摇头不是说对这人或这事不满意，仅是个习惯而已。老胡刚来延津时，吃了苦水，天天拉肚子，学会了摇头；几年过去，不拉肚子了，回湖南麻阳省亲，麻阳水淡，缺碱和硝，倒开始天天大便干结。七天不吃饭人还可以活，七天不拉屎就把人给憋死了。老胡这时又摇了头。老胡退休之后，只好认他乡为故乡，留在了延津。延津县城正中有一条津河；老胡用三十五年的积蓄，在大桥下买了一处院落，彻底当起了木匠。初当木匠一身轻松，一个月后，老胡又开始为当木匠发愁。老胡当县官时，做木匠活是忙里偷闲，只是打个桌椅板凳箱子柜。木匠分房木匠，车木匠，家具木匠。三种木匠中，家具木匠手艺最易学；车木匠，轮辐辏，学起来就比打家具难些；房木匠，斗拱檐棋，雕梁画栋，又比车木匠难些。老胡本不甘心只当个家具木匠，但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头再学车木匠和房木匠，已力不从心，只好仍在家打些家用什物。过去当县官时，别人把桌椅板凳箱子柜打成啥模样，他就打成啥模样；现在成了本业，便想推陈出新，处处打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又难了；或者，想打得跟别人不一样还容易，想打得跟自己不一样就难了。白天发愁一天，夜里掌着灯，端详着解好方的一堆木料，一直端详到五更鸡叫，还无下手处。这时往往摇头感叹：
“都说做官难，谁知当木匠比做官还难。”
延津人半夜从津河上走过，看到桥下老胡家还灯火通明，往往感叹：
“老胡还没歇着。”
“老胡还在为当木匠发愁。”
老胡退位当了木匠，县长就换成了小韩。小韩三十出头，嘴小，能塞进个花生豆，梳个背头，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女人嘴小常见，男人嘴小就少见了。小韩是河北唐山人，一口唐山口音。在延津人听起来，湖南麻阳话和河北唐山话皆难懂，但相对而言，小韩的唐山话，还比老胡的麻阳话好懂些。正是因为这个好懂，给延津带来了麻烦。小韩一到延津，就对延津生了气。生气不是说延津民风不淳朴，延津被老胡调教了三十五年，已开始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或是过去的县衙成了木匠铺，里里外外皆是刨子花油漆味，呛着了小韩。而是小韩生来爱说话，小嘴不停，一天不吃饭死不了人，一天不说话就把人憋死了，每天断官司之余，爱给民众讲话。小韩的唐山口音大家又将就能听懂，小韩就更要讲了。小韩是延津的县长，本来啥时想讲，啥时就可以讲；但几场话讲下来，小韩对延津的民众彻底失了望。话是能听懂，但话里的意思听不懂。为了一个懂字，小韩决心办一座民学。讲话先从学堂讲起，再普及民众。但当时的延津，除了乡下稀稀拉拉有几处私塾，县城竟没有一座学堂。老胡县令当了三十五年，只顾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倒把学堂的事给忘了。但现盖一座学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盖学堂需要钱，延津是个穷县，急手现抓，一时哪里抓得来？就是现成有钱，没有一年半载的工夫，盖不起一座学堂。小韩等不得，只好因陋就简。延津有一个天主教教堂，能容三百来人做礼拜，天主教教堂的牧师是个意大利人，本名叫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中国名字叫詹善仆，延津人叫他“老詹”。小韩让人在教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教堂就变成了学堂。老詹跑到县政府找小韩：
“县长，你办民学我不反对；你没收教堂，上帝是不会答应的。”
小韩啧嘴：
“我昨天跟上帝商量了，他说他同意。”
老詹：
“县长，这玩笑开不得，你要这么弄，我到开封教会告你。”
天主教会，当时在中国还很有势力，官府也让三分；老詹以为这话会吓着小韩，没想到小韩拍了一下腿：
“詹先生，我别的都怕，就不怕打官司，您快去快回，我在县衙等你。”
没想到小韩这一刀，恰恰扎着了老詹的软肋。延津教会本属开封教会，但老詹与开封教会的会长有隔阂。开封教会的会长是瑞典人，名叫雷吉奥·古斯塔夫，大家都叫他“老雷”。老詹和老雷有隔阂，并不是生活中有过节，而是有教义之争。争别的也就罢了，两人争的是“和子句”，这就要了命了。教义上有分歧，这教越传，就离老雷的想法越远。老雷早惦着把延津教会取消，合并到其他分会去。老詹说去告状，也就是那么一说，没想到没吓住小韩，倒是第二天一早，教堂门楣上“天佑东方”四个字，就变成了“延津新学”。老詹这才知道小韩的厉害，没收教堂也不是一时冲动，也对教会和老詹的情况先有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