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胜利抖着身上的血汗衫：
“因为你，我被打了。”
刘跃进：
“谁呀？”
韩胜利：
“谁你甭管，我也欠着人钱呢。”
又瞪了刘跃进一眼：
“我得跟人学，我要钱就是钱，人家要钱是要命。”
刘跃进知道韩胜利常在街上偷东西，猜他犯了事，被人打了。韩胜利指着头上的绷带：
“到医院缝了八针，一百七，也算你的。”
刘跃进点着一支烟，这时话拐了弯：
“胜利，做人做事，咱不能绝情。你想想，八年前，在老家，你被你后娘赶出来那回，天上下着雪，风跟刀子似的，是谁把你领回家，吃了一碗热汤面？”
韩胜利：
“论起这事，我该给你叫声叔，但这事被你说过八百遍了，早过劲儿了。叔，咱闲言少叙，我也被人逼得紧，还钱。”
刘跃进：
“真没有，再容我几天。”
韩胜利这时看看左右，戳戳屁股下的盘条：
“工地上有的是盘条和电缆，夜里你弄出来一些，咱爷儿俩的事就算了了。”
刘跃进看不懂韩胜利一身血的含义，但霍地站了起来：
“胜利，你整天干些啥我管不着，但我眼下还不想当贼。”
看韩胜利又要急，刘跃进也急了：
“把我惹急了， 就不是偷的事了， 也叫他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韩胜利喊道：
“要钱没钱，偷又不偷，你到底想咋？”
这时一群吃过饭的民工从墙角转来，刘跃进抓住韩胜利的手，低下声来：
“三天，再给我三天。”
第四章 刘鹏举
刘跃进过了四十岁，除了开始自言自语，还悟出一条道理，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说得起话的人，一种是说不起话的人。说不起话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把自个儿绕进去了。话是人说的，为了一句话，能把人绕死。像刘跃进，有些事说得起话，譬如今儿中午工地食堂吃啥，萝卜炖白菜，或是白菜炖萝卜，加不加猪脖子肉，加多少，可以做主，就像当年的洛水监狱，中午犯人吃啥，他舅舅牛得草可以做主一样。但出了工地食堂，就像牛得草出了洛水监狱，就说不起话了。说了也没用。话没用没啥，说了过头话，事后又得承担这话的后果，事就大了。如果承担得起没啥，你又承担不起，因这承担不起又会节外生枝，事情就严重了。但过头话都是痛快话，人激动起来爱说。
刘跃进有个儿子叫刘鹏举，现在老家县城上高中。为了这个儿子，刘跃进说过一句过头话。当时说着很痛快，说过之后，这话就变成了一座山，让刘跃进整整背了六年，把腰都压弯了。不是为了这个儿子，刘跃进做人也不会这么赖，身上明明有钱，故意欠着韩胜利不还。四十岁之前，刘跃进是个爽快人。四十岁之后，刘跃进常常自言自语的另一句话是：
“我咋变成现在这样了呢？”
六年前，刘跃进与老婆离了婚。刘跃进的老婆叫黄晓庆。离婚前，刘跃进在县城一家叫“祥记”的餐馆当厨子，做红案，也做白案。当了一年厨子，看准机会，求了老板，又把老婆黄晓庆引来，在前厅端菜抹桌子。刘跃进当厨子，一个月挣七百块钱；黄晓庆端菜抹桌子，一个月挣三百块钱。洛水县城西关有一个酿酒厂，老板叫李更生。刘跃进跟李更生是小学同学。当时班上五十六个人，数李更生窝囊。两个同学打完架，吃亏那人，可以再找李更生踹上两脚出气。大家都踹，刘跃进也踹过。李更生个头又高，外号“傻大个”。没想到这个傻大个，三十年后，成了“太平洋酿造公司”的总经理。虽是一河南县城的小酒厂，每天除了生产“小鸡蹦”，还生产“茅台”。“小鸡蹦”两块五一瓶，“茅台”三百八一瓶。当年的窝囊废，三十年后，胆子长大了。这天李更生跟几个朋友来“祥记”吃饭，听说端菜的服务员是刘跃进的老婆，便把刘跃进从厨房揪出来，与他们一起喝酒。席间说些闲话，李更生的朋友问，大嫂在这里，一月挣多少钱？刘跃进说三百，李更生马上说，到我酒厂里装“茅台”，一个月给她六百。天上掉下个馅饼，刘跃进和端菜的黄晓庆自然满心欢喜。李更生指着刘跃进：
“不为别的，为你小时候踹过我。”
大家都笑。第二天，黄晓庆便离开“祥记”，到“太平洋酿造公司”装酒。第二年春天，黄晓庆又不装酒了，到了酒厂推销部，常跟李更生到全国各地卖酒。卖酒有提成，黄晓庆一个月，能挣到一千五百块钱，比刘跃进当厨子挣得还多。刘跃进以为是傻大个对同学的关照，见了李更生，还拉着他的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