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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32)

作者:刘震云

“看把你逼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就会她一面吧。”

王公道马上站起来:

“这就对了郑县长,反正说下大天来,也就是哄她一下。哄她过了这一个月,等全国人代会开过了,她想到哪儿告,就到哪儿告去。只要过了关键时期,咱就不怕了。”

郑重摇头:

“你说这县,咋出了这么个潘金莲呢?”

王公道:

“偶然,纯属偶然。”

第二天上午,县长郑重去李雪莲的村子找李雪莲,由法院院长王公道一行人陪着。郑重去找李雪莲并不仅仅是昨天王公道讲了一通大道理,说服了郑重,还因在王公道走后,市长马文彬也给他打了电话,说十天之后,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要去北京参加人代会;郑重县有个妇女叫李雪莲,二十年前闹过大会堂,之后年年告状,提醒郑重注意。马文彬:

“我去北京参加人代会,李雪莲就不要去了。”

王公道一番高谈阔论,郑重可以在意,也可以不在意;马文彬这个电话,郑重却不能不在意,也不敢不在意。同时,他也想见一见李雪莲,看她是否长着三头六臂,从上到下,把大家折腾了二十年。待见到李雪莲,原来也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头发花白,腰口像水缸一样粗,说话瓮声瓮气。李雪莲见到王公道,还感到奇怪:

“你昨天不是来了,咋今天又来了?”

王公道:

“大表姐,昨天是昨天,今天跟昨天不一样。”

指着郑重:

“这是咱县的郑县长,我官小,昨天说不下你,今天把县长请来了。”

大家在院子枣树下坐定。郑重:

“大嫂,我喜欢开门见山,咱就长话短说吧。国家马上要开人代会了,你还去告状不去了?”

李雪莲指着王公道:

“昨天不跟他说了,今年不去了。”

郑重问得跟昨天王公道问的一样:

“为啥不去了?”

李雪莲回答的也跟昨天一样:

“过去我没想通,今年我想通了。”

王公道拍着巴掌:

“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越没底。”

又说:

“你要这么说,还是要告状。”

郑重用手止住王公道,对李雪莲说:

“王院长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既然想通了,那就写个保证书吧。”

李雪莲吃了一惊:

“啥叫保证书?”

郑重:

“保证不再告状,签上你的名字。”

李雪莲:

“签上名,起个啥作用呢?”

郑重:

“如果再告状,就得承担法律责任。”

李雪莲:

“那我不写。”

郑重一愣:

“既然不告了,为啥不敢写保证书?”

李雪莲:

“不是不敢,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理儿也不是这么个理儿;我有冤可以不申,但不能给你写保证书,一写保证书,好像是我错了;一时错还没啥,不是二十年全都错了?”

郑重又一愣,看出这农村妇女不一般;事中这层道理,郑重倒没想到。郑重忙说:

“大嫂,事情没那么严重,也就是个形式。”

李雪莲摇头:

“现在是个形式,将来一出事,你们拿这张纸,就能把我抓起来。”

郑重终于知道,这是个难缠的人;李雪莲,不愧是李雪莲;他给设下一套,全被她看出来了。郑重忙解释:

“不是这么个用意,是为了让大家放心,不然空口一句话,咱哪能达成协议呢?”

王公道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公文纸,纸上已打印好几行字。王公道:

“大表姐,协议都替你起草好了,今天郑县长也在,你就签了吧。”

又从上衣口袋拔出一杆钢笔:

“你签了,我今后再不来烦你。”

谁知李雪莲一把将王公道的钢笔打掉:

“本来我今年不想告状了,你们要这么逼我,那我告诉你们,我改主意了,今年我还得去告状。”

郑重愣在那里。王公道从地上捡起钢笔,拍着手中的保证书说:

“看看,终于说实话了吧。”

县长郑重,受到市长马文彬的当面批评;批评他把政府和李雪莲的矛盾激化了。郑重在邻县当常务副县长时,处理过农民围攻县政府的事,那次就把矛盾激化了;但那次激化是对的,这次激化却是错的。一个农村妇女,告状告了二十年,今年突然说不告状了;不管这话的真假,能说出不告状的话,二十年来从未有过,就属于积极因素。就算是假话,假中,却有改正告状和偏激做法的愿望。人家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就该往积极的方面引导;但从法院院长到县长,皆是兜头一瓢凉水,非说人家说的是假话。为了把假话变成真话,非让人家签保证书,非让人家承担法律责任。结果呢?把一件好事或好的愿望,逼到了死角。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任人家。你不信任人家,人家怎么会信任你呢?狗急了还会跳墙呢。结果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这个妇女本来说今年不告状了,最后生生改了口,又说今年要告状。这下大家踏实了。但接着做工作,难度就更大了。当人家有好的愿望的时候,做工作是往相同的方向努力;等人家把相同改成了不同,做工作就得从不同开始;而从不同往相同的道路上掰,单是这个掰的本身,工作量就大了。这个额外的工作量是谁附加的呢?不是这个农村妇女,而是我们去做工作的人。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工作方法上,还只是问题的表面;而问题的实质,出在我们对人民的态度上。你不信任人民,人民怎么会信任你呢?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公仆,而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在当官做老爷。比这些错误更大的错误是,处理这件事时,缺乏大局观念。再过半个月,国家就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当一个农村妇女,和国家大事无形中联系起来后,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了;而我们做工作的方式,还是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样。二十年前,这个妇女,是闯过人民大会堂的;因为她,撤过一连串我们的前任;二十年前,我们的前任,就是这样对待这个妇女的;我们从二十年前,还不应该汲取血的教训吗?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政治观念。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同于往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是换届年,会产生新一届政府,全国全世界都很关注。二十年前,妇女闯的是小年;今年要闯,可就是大年了。万一她闯了,又像二十年前一样闯成功了,出的政治事故和政治影响,又和二十年前不同了。新闻比二十年前发达了。有了互联网,有了微博。说不定一夜之间,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件事。我们像二十年前的前任一样被撤职还是小事,由此把整个国家的脸,丢到全世界面前,事情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