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二〇一六年的六月搬到埼玉的新居，九月施行了“左手供养”。按照片渊家的规矩，我们必须在搬家三个月后杀一个人。可我并不想守这个规矩。我打算瞒过片渊家，不杀任何人，也不伤害任何人，渡过“左手供养”的难关。
我先调查了名单上的人目前的生活状况，然后选中了住在群马县公寓的T先生。T先生是二十几岁的自由职业者，听住处附近的人说，他好像欠了消费贷款。
我来到T先生常去的居酒屋，若无其事地接近他，又故意制造了几次和他在同一个桌子喝酒的巧合。闲聊之间，他渐渐向我敞开了心扉。
不知是第几次一起喝酒的时候，T先生向我坦白：“我有大概二百万的欠款，打工的钱还不上利息，很头疼。”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我告诉T先生：“我替你还钱，再另外给你五十万，条件是你要照我说的去做。”
当然，他一开始以为我在开玩笑，没搭理我。但我不气馁，和他谈了好几次，他终于答应了。
他说：“我知道这一切很奇怪，但如果有机会改变我目前的生活，无论成败，先信你试试吧。”
我做的第二件事是“找尸体”。在这份计划中，无论如何都需要尸体。
我先去了青木原树海[1]。我天真地以为，去了树海，肯定能找到自杀的尸体。可实际情况并不像我想的那样顺利。我只找到了一些疑似自杀者留下的物品，但无论怎么找，也没有发现死尸。我灰心丧气地回了家。
此时，离施行“左手供养”的时间只剩下一周了。如果再找不到尸体，我的计划就会破产。
就在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偶然听说了一个消息。邻镇有一位名叫宫江恭一的自治会长无端缺席了会议，且处于联系不上的状态。听说这个消息时，我的内心立刻涌起一股莫名的骚动。
我打听到宫江的地址，来到他住的公寓门口。按了门铃，屋里却没有反应。试探着推了推门，竟然没有上锁。我承受着良心的谴责，往房间里一看，果然有一个男人倒在地上。
男人的身体已经凉透了，地板上散落着药片。可能是慢性病发作或突发疾病，没来得及服药便去世了吧。这巧合简直像是恶魔的恶作剧。
那天晚上，我驱车赶往宫江先生的公寓，将他的尸体带回了家。我一边开车，一边想：我这样到底算犯了什么罪呢？一旦被人发现，绝对无法全身而退，但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一到家，我就斩下宫江先生尸体的左手，将它存放在冰箱里。
一星期后，“左手供养”当天的早晨，我开车去接T先生，并拜托绫乃利用这段时间准备饭菜。带T先生回来后，家门口停着一辆熟悉的车。那是清次的车。负责监视的清次对我说：“我就不进去了，在外面守着就好。”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幸事。
然后，我们在起居室劝T先生喝酒吃菜，不久将他带出房间，领到浴室。T先生照我事先拜托过他的那样，躲在浴室里。
我将准备好的宫江恭一先生的左手装进盒子，交给守在外面的清次。清次在车里打开盒子确认后，径直开车前往片渊家，将左手供于佛龛前。
目送清次离开后，我载上藏在浴室的T先生，往车站驶去。我拜托T先生：“请您直接坐车离开，尽量去一个远一点儿的小镇，至少半年内不要回公寓。”这意味着T先生从这天起便“下落不明”了。
那之后我度过了一段坐立不安的日子，整日担心谎言暴露。几天后，清次告诉我“仪式已经平安结束”时，我感受到人生中从未有过的安心。就这样，我们没有杀人，度过了第一次的“左手供养”。
只不过，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尝到成就感或喜悦的滋味。
尽管没有杀人，但我也毫无疑问犯了罪。宫江恭一先生的家属想必还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依然在寻找他的下落。念及此，罪恶感在我心中与日俱增。
而且，同样的事我还要重复三次。一面寻找尸体，一面畏惧着警方和片渊家。这样的日子，给我带来的精神痛苦远远大于之前的想象。恐怕绫乃也和我一样。
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生命依然向我们展现其质朴的意义。那就是桃弥的成长。
我和绫乃常常到桃弥的房间，辅导他的功课，和他一起玩游戏、聊天。按照规定，“左手供养”结束后，他将回到片渊家，不必再受监禁。为了到时候他能像个普通的孩子一样正常生活，我们想要让他找回人性中的喜怒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