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退休后住在哪里呢？”武内反问道。
“我吗？我租了一段时间的房子，今年春天总算买了一座独栋小楼安顿下来。地方在多摩野的高地上。以前当法官总是搬来搬去，直到这个岁数，才有了自己的家。”
“是吗？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哪里哪里，就是一座成品小房子[1]。地产商拆了旧小区，在上面盖了几座新的独栋房。”
其实这只是他在谦虚。勋买了那片新住宅中最大的五房两厅小楼，已经把儿子夫妻喊过来住，加上家中老母，一点都不显大。
他儿子俊郎今年三十岁，大学毕业后一直干自由职业。可不知怎么的，他三四年前竟然有了挑战司考的心思，说将来想当律师。然而那只是他的借口，从那以后他连零工都不打了，一个劲管勋要钱，勋实在看不下去，就把他喊到了新家。不过老母亲身体一年比一年糟糕，有了儿媳雪见帮忙，倒也能轻松不少，并非都是坏事。
“话说回来——”勋打断了谈论自己的话题，“我指导的研讨班正好有几个学生在学习冤罪，而那也是我本人感兴趣的主题。如果武内先生不介意，能请您去讲讲自己的体验吗？当然，您不必勉强……”
这多少有点利用他人不幸的嫌疑，但勋提出这件事，主要是为了拉他走出沉闷的生活，倾吐郁积在心中的话语。他觉得这不是个坏主意。
武内眨了眨眼睛，用克制却难掩欣喜的语气回答道：“我不知道能讲些什么，但只要能帮上老师的忙，我就去。”
黄金周结束后的第一次研讨班上课，勋就邀请了武内。
他在二十几个学生面前娓娓讲述了自己的体验。学生们都向他投去了同情的目光。
“因为当时背上受的伤，我发起了高烧，在医院病床上呻吟了三四天。由于颈部也受了伤，我几乎一动都动不了。
“那时候，刑警天天都来讯问，等到第五天我退了烧，他们就开始变脸了。此前，他们还对我说‘请早点好起来’‘我们会积极搜寻凶手’，从那天起，他们就再也不说那样的话了。刑警的目光变得很犀利，给人很不高兴的感觉。他们对我说：‘武内先生，你能说实话吗？’此前我一直是发着烧回答他们的讯问，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胡话。想到这里，我就回答了‘好’。结果刑警竟然说：‘你说自己五点四十五分遭到凶手的袭击，这不太对吧？’接着又说：‘邻居家夫人五点半就听到了惨叫声。’因为他们说我打电话报警的时间是六点左右，我猜想案发时间应该是十几二十分钟之前，就估摸着回答了五点四十五分。因为当时没有看表，只能凭感觉回答。如果说是五点半，我也觉得可能是那个时间。也许是隔了三十分钟左右。于是我回答：‘可能是的。’在我改口之后，刑警们的语气突然变得很冲，还说我‘撒谎’，说‘你有谎言癖’‘不能骗人’……
“案发两个星期后，我总算出院了。回到家门口一看，那里竟挤满了媒体的人。到处都是摄影机，还有许多人随便拍照。他们只问我案发时的情况，还问我伤势如何，并没有明说什么，但我从那时就觉得自己可能被怀疑了。我猜警方是不是对媒体透露了什么消息，打算利用媒体的压力让我屈服。
“刚一出院，调布警署就每天都传唤我过去。那是自愿配合，我本可以不去，但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刑警又每天一早开车过来接，我就老老实实地去了。我担心拒绝了会加重自己的嫌疑，连一点不高兴的脸色都不敢有。加上我的确不是凶手，一开始就不怎么在意，认为总有一天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然而，一旦被带进警署，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审问状态。我一整天都被关在小屋子里，被警察反复审问同样的问题。他们给的压力特别大，几乎在训斥我。我也拼命解释了，可他们就是不听。警方已经完全把我认作凶手，我说什么都没用。我们之间压根不存在交流。审问的过程显得无比漫长，对我而言就是痛苦的煎熬。除了吃饭时间，真的是从早被审到晚。
“好不容易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我也睡不好觉。我明明是被害者之一，被卷入了凄惨的案件，精神创伤无人理会，还要遭受那种折磨，怎么可能睡得着。当时请律师已经算是晚了，再加上从早到晚被扣押在警署，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去找专门从事这方面辩护的律师。我又没有家庭，连个依靠的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