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子摇摇头：
“那以后三天时间里，我一句话都没说，像死在床上了似的，只是眼睛睁着定定不动，好像毫无知觉了。”直子把身体靠在我胳膊上，“信上写了吧？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健全得多的人。我病的时间比你想的要长久得多，根也深得多。所以，如果你能往前行的话，希望你只管一个人前行就是，别等我。想和其他女孩睡觉就睡好了。别考虑我顾忌我，喜欢什么就尽情做什么。要不然，我说不定会拖累你的。我，不管发生什么，这事是绝对不想做的。不想耽误你的人生，也不想耽误任何人的人生。我刚才就已说过，只要你时常来看我，永远记着我——我希望的只是这个。”
“我希望的却不只是这个。”我说。
“不过，要是和我牵扯在一起，会毁掉你的一生。”
“我不会毁掉什么。”
“可我或许永远也恢复不过来。即使那样你也等我？能十年二十年等我？”
“你太悲观了，”我说，“在黑夜、噩梦、死人的力量面前太胆小了。你必须做的是忘记这些。只要忘记，你肯定能恢复的。”
“要是能忘记的话……”直子摇着头说。
“从这里出去，一起生活好么？”我说，“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保护你不受黑夜和梦的干扰，还可以抱你——当离开玲子后你还感到难受的时候。”
直子更紧地贴住我胳膊，说：“要是能那样该有多好啊！”快到三点时，我俩返回咖啡店。玲子一面看书一面听立体声短波中的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在没有一个人影的空旷草地一角播放勃拉姆斯乐曲，也的确是妙不可言。玲子吹着口哨，模仿第三乐章大提琴开头的旋律。
“巴克豪斯和伯姆。”玲子说，“这段乐曲，过去我听得几乎把唱片纹都磨光了，真的磨光了。从头到尾听得一点不剩，像整整舔了一遍一样。”
我和直子要来热咖啡。
“话说了？”玲子问直子。
“嗯，说了好多好多。”直子说。
“一会儿可得如实招来哟，他的那个怎么样。”
“哪里干那事了。”直子红着脸说。
“真的什么也没干？”玲子又问我。
“是没干。”
“扫兴！”玲子真像很扫兴似的。
“是啊。”我边呷咖啡边说。
晚饭光景同昨天差不多。气氛、讲话声、人们的面孔一如昨日，只是食谱不同。昨天大讲无重力状态下胃液分泌的那个白大褂男子，凑到我们三人这张桌来，这回喋喋不休的是脑之大小与其能力的相互关系。我们一边吃着掺有大豆的汉堡牛肉饼，一边无可奈何地听他大讲俾斯麦和拿破仑等人的脑容量。他把碟子推到一边，用圆珠笔在便笺上画出大脑图形，边画边口中念念有词，“哎呀，这里不对，”一再修修改改。画完后，便如获至宝地将那便笺藏进衣袋，把圆珠笔别在胸前。胸袋居然插着三支圆珠笔，还有铅笔和规尺。吃罢饭，又重复了一句“这里的冬天不错哟，下次务必冬天里来看看”，这才离去。
“这人是医生，还是患者？”我问玲子。
“你看是哪一类？”
“实在琢磨不透。反正看上去不大地道。”
“医生，叫宫田。”直子说。
“不过在这里边，那人脑袋再神经不过，我敢打赌。”玲子道。
“看门的大村也神经得可以。”直子说。
“嗯，他脑袋也少根弦。”玲子用叉子扎着花椰菜，点头说道，“的确，天天早上一边嘴里不知所云地大吼大叫，一边做那不伦不类的广播体操。还有，直子进来前有个叫木下的做财务的女孩，发神经自杀未遂；一个叫德岛的护理员，去年酒精中毒，闹得天翻地覆，被解雇打发走了。”
“把病员和职员全部对换位置还差不多。”我来了兴致。
“高见高见！”玲子一晃一晃地挥着叉子说，“你也慢慢开窍，懂得社会结构了嘛！”
“好像。”我说。
“我们的正常之处，”玲子说，“就在于自己懂得自己的不正常。”回到房间，我和直子打扑克牌，玲子抱起吉他练习巴赫。
“明天几点回去？”玲子停下手，边点烟边问。
“吃完早饭就出门。汽车九点多一点儿有一班，赶得上我就不至于耽误晚上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