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也对我小心翼翼，就像生怕触到脓肿似的。其实我也明白，他们一定很失望。直到前不久还为自家女儿自豪来着，可如今却成了精神病院的归来者，婚事都很难谈拢。在一起生活，他们的这种心情我感受得是那样真真切切，难受得不知怎样才好。而一出门，似乎附近的人都在议论我，吓得我门都不敢出。于是就又‘砰’一声，发条飞了，线团乱了，一时天昏地暗，那是在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当时我在疗养院住了七个月。不是这里，是围着很高的院墙、大门紧闭的地方。又脏又没有钢琴……那时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一心想离开那里，拼死拼活地配合治疗。七个月——长啊！就这样，皱纹一条条爬了上来。”
玲子咧下嘴角笑了笑：
“出院后不久和丈夫相识结婚了。他比我小一岁，在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当工程师，是跟我学钢琴的学生。好人呐！话语虽然不多，但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差不多学了半年钢琴后，突然问我能不能同他结婚。是一天练完琴喝茶时突如其来提出的。嗯，你能相信？那以前我们既没约会过，甚至连手都没握过。我吃了一惊，就说不能跟你结婚。我说我认为你是个好人，也怀有好感，但由于多种缘由不能同你结婚。他说他想听那缘由，我就毫不隐瞒地全都告诉了他，说自己曾因脑子不正常住过两次院，连细节也一一讲了。我告诉他导致那种情况出现的是什么原因，以后也有可能反复。他说让他再想一下，我说尽可以慢慢考虑，万万仓促不得。但下一星期他来的时候，还是说想结婚。于是我说：‘等我三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们交往一下。之后若你还是有想结婚的心情，那时两人再商谈一次。’
“三个月时间里，我们每周幽会一次，去了很多地方，说了很多话。这一来，我不折不扣地喜欢上了他。同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重新归来了。只要两人在一起，我心里就豁然开朗，各种恼人事一扫而光。虽说当不成钢琴家，住过精神病院，但人生并未因此告终，人生中还有很多很多我所不知道的美好事物——是他使我产生了这种心情，仅凭这一点我就衷心感谢他。三个月过后，他说还是想同我结婚。‘如果想和我睡是可以睡的。’我对他说，‘我，还没同任何人睡过，但因为我顶喜欢你，要是你想抱我，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同我结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同我结婚，势必就要连同我的麻烦事都包揽过去，而这要比你想的严重得多。这也不要紧吗？’
“他说不要紧，说他不是单单想同我睡，而是想同我结婚，和我共同承担我身上的一切。而且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不真这样想他是不会说出口的，而一旦说出口就信守诺言，他就是这样的人。于是我说好吧，那就结婚吧。实际上也只能这样说。结婚大概是在那以后四个月。他因此和他父母吵翻了，断绝了关系。他家是四国乡下有些来历的家族，父母对我进行了彻底调查，知道我住过两次院，就反对这门婚事，吵了起来。反对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样，我们连婚礼也没有举行，只去区政府办了结婚登记，到箱根住了两个晚上。但是真叫幸福啊，一切的一切！这么着，我直到结婚还是处女，到二十五岁。像是在说谎吧？”
玲子喟叹一声，重新捧起篮球。
“只要在这个人身边，就问题不大，我当时想，”玲子说，“只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就不至于旧病复发。知道吗，对我们这种病来说，最重要的是信赖感。一切交给这个人好了！每当我的情况稍有不妙，也就是发条刚一开始松动，他就会当即察觉，精心地不厌其烦地予以纠正——拧紧发条，解开线团——只要有这种信赖感，我的病一般是不会反复的。只要存在这种信赖感，那‘砰’一声就不会发生。我是那么高兴，心想人生是多么美好啊！那感觉，就像被人从狂暴而冰冷的海潮中打捞出来、用毛巾被裹着放到温暖的床上一样。婚后两年有了孩子。从那以后一心扑在照料孩子上。自身的病什么的，也因此几乎忘得一干二净。早上起来，做家务，照看孩子，他回来时就让他吃饭……每天都是这样。但我感到幸福，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持续几年来着？持续到三十一岁。而后又‘砰’一声，断裂了！”
玲子给烟点上火。风已经停了，烟直线上升，消失在夜色中。不觉之间，空中已闪出无数银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