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了？”我问。
“不是累，”绿子说，“只是好久都没这么放松身体了，呼一下子。”
我看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我的眼睛。我搂过她的肩，吻住她的嘴。绿子只是肩头稍微抖动了一下，旋即软绵绵地闭上眼睛。约有五六秒，我们悄无声息地对着嘴唇，初秋的阳光把她的眼睫毛映在脸颊上，看上去微微发颤。
那是一个温柔而安稳的吻，一个不知其归宿的吻。假如我们不在午后的阳光中坐在晾衣台上喝着啤酒观看火灾的话，那天我恐怕不至于吻绿子，而这一心情恐怕绿子也是相同的。我们从晾衣台上久久地望着光闪闪的房脊、烟和红脑袋蜻蜓，心情不由变得温馨，变得亲密，在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于是我们接了吻，就是这种类型的吻。当然，正像所有的接吻一样，我们的接吻也不是说不包含某种危险。
最先开口的是绿子。她轻轻拉住我的手，似乎难以启齿地说她有个正在相处的人。我说好像猜得出来。
“你有可心的女孩？”
“有的。”
“可星期天怎么老是闲着？”
“这复杂得很。”我说。
随即我意识到，这个初秋午后瞬间的魔力已经杳然逝去了。
五点时，我说要去打工，离开了绿子家。我邀她出去简单吃点东西，她没答应，说怕有电话打来。
“整整一天都憋在家里等电话，真是烦透了。孤零零一个人，觉得身体就像一点点腐烂下去似的。渐渐腐烂、融化，最后变成一洼黏糊糊的绿色液体，再被吸进地底下去，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就是这种感觉，在干等一天的时间里。”
“要是还有这类等电话的事，我来奉陪，不过可要搭一顿午饭。”我说。
“好的。连饭后的火灾也准备好。”绿子说。
第二天上“戏剧史Ⅱ”，课堂上没见到绿子。上完课，我走进学生食堂，要了一份又凉又味道不好的便餐，吃完坐在阳光下打量周围动静。就在我身旁，两个女生站着聊个没完没了。一个像抱婴儿一样怀抱网球拍，生怕掉在地上似的；一个拿着几本书和雷纳德·巴斯蒂的密纹唱片。两人都长得如花似玉，谈得津津有味。俱乐部活动室那边传来谁在练习低音提琴音阶的声响。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学生，他们随便抓来什么话题各抒己见，连笑带骂。停车场里有一伙人在溜旱冰。一个怀抱公文包的教授绕开他们从场上穿过。院子当中，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女生把腰弯得像趴下似的在地面上书写美帝侵略亚洲如何如何的标语牌。一如往日的校园午休光景。然而在隔了许久后重新观望这光景的时间里，我蓦然注意到一个事实：每个人无不显得很幸福。至于他们是真的幸福还是仅仅表面看上去如此，就无从得知了。但无论如何，在九月间这个令人心神荡漾的下午，每个人看来都自得其乐，而我则因此而感到了平时所没有感到过的孤寂，觉得惟独我自己与这光景格格不入。
不过细想起来，这几年间我又究竟融入过什么样的光景中呢？记忆中最后一幅感到亲切的光景，是同木月两人在港口附近的桌球室击球的场面。而木月就是在那天晚间死的。从此以后，我同世界之间便不知何故总是发生龃龉，如有一股冷空气硬生生地横插进来。对于我，木月其人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我所明白的只是：由于木月的死，我的不妨称之为青春期的一部分机能便永远彻底地丧失了。对此我可以清楚地感到和理解，至于它意味着什么，将招致何种结果，我却如坠五里云雾。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观看校园的景致和来来往往的男女，以此消磨时间。心想说不定碰巧能见到绿子，但这天她到底没有出现。午休结束后，我进图书馆预习德语。
星期六晚上，永泽来我房间，问我今晚能否出去玩一玩，在外留宿的许可由他来办。我回答说可以。一星期来我的头脑乱七八糟的，觉得跟谁睡觉都无所谓。
黄昏时分，我进浴室洗个澡，刮了胡子，在开领半袖衫外罩了一件棉布上衣，然后和永泽两人在食堂吃罢饭，乘上公共汽车往新宿赶去。我们在新宿三丁目的喧嚣声中下车，在这一带东游西逛了一阵子，走入近处一家常去的酒吧，等待合适的女孩到来。这原本是一家以女客集中为特征的酒吧，偏偏这天来的女孩可以说几乎是零，没有人靠上前来。我们在不至于醉的限度内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掺有苏打水的威士忌，在那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有两个颇为可爱的女孩在吧台旁坐下，要了GIMLET鸡尾酒和MARGARITA鸡尾酒。永泽马上过去搭讪，原来两人都在等男朋友。但我们四人还是亲热地聊了一会，约会的男朋友一来，两个女孩便去那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