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呀，肯定发笑的！”他说。
“我不笑！”
“就是当绅士。”
我笑固然没笑，但险些从椅子上滚落下来：“所谓绅士，就是那个绅士？”
“是的，就是那个绅士。”他说。
“那么当绅士，是怎么回事？要是有定义，可否指教一二？”
“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
“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你是最特殊的。”我说。
“在我见过的人里边，你是最地道的。”他说，随后一个人掏腰包付了账。
第二周的星期一，“戏剧史Ⅱ”教室里仍没见到小林绿子的身影。我在教室里扫了一眼，确认她不在之后，就在最前排老位置坐下，打算在老师来前给直子写封信。我写了暑假旅行的事，写了所行走的路线、所经过的城镇、所遇到的人们。我写道：每天夜晚总是想你。见不到你以后我才明白同你是何等难分难舍。大学里诚然百无聊赖，但我从不缺席，权当自我训练也未尝不可。你离去后，无论做什么我都觉得索然无味，很想同你见面好好谈一次。倘若可以，我想去你住的疗养院探望，和你面谈几个小时——可以吗？而且，如果情况允许，还想仍像往日那样相伴而行。劳你回信给我，哪怕几个字也好，打扰了。
写完，我把四张信纸工整地叠好，塞入信封，写上直子父母家的地址。
过了片刻，显得愁眉不展的矮个子教师进来，点罢名，掏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腿脚不灵便，经常拄一根金属手杖。虽说“戏剧史Ⅱ”不甚有趣，但他讲得头头是道，倒也值得一听。他照例道一声“好热啊”的开场白，便开始讲欧里庇得斯戏剧中解围之神(2)的作用。他讲了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神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神有何区别。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教室的门开了，绿子闪了进来。她穿一件深蓝色运动衫和一条奶油色棉布裤，仍戴着上次那副太阳镜。她向老师浮起一丝微笑，仿佛在说“来晚了，对不起”，然后在我身旁坐下，并从挎包里抽出笔记本递给我，其中夹一纸条，上面写着：“星期三，对不起，生我的气？”
课讲到一半左右，当老师正在黑板上勾勒希腊戏剧的舞台装置时，门又开了，进来两个头戴安全帽的学生，简直与一对相声搭档无异：一个弱不禁风，瘦瘦高高，小白脸；一个五短身材，圆脸盘，黑黝黝的，蓄一撮不三不四的小胡子。瘦高个子怀抱一摞传单，五短身材直奔老师跟前，提出要将后一半时间用来讨论，要老师应允，并说远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正笼罩着当今世界。其实这并非要求，而是单方面通牒。老师说他并不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但反正怎么说都无济于事，那就悉听尊便好了。随即他紧抓着讲桌边缘移腿下来，提起手杖，拖腿走出教室。
在瘦高个子散发传单时，黑圆脸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传单上以将任何事情一律简单化的特有笔法写道：“粉碎校长选举阴谋”，“全力投身于全学联第二次总罢课运动”，“砸烂日帝——产学协同路线”。立论堂堂正正，措辞亦无可厚非，问题是文章本身却空洞无物，既无可信性，又缺乏鼓动人心的力量。黑圆脸的演说也是半斤八两，一派陈词滥调，旋律照搬照套，惟独歌词的连接处略有改动。我暗自思忖：这伙小子的真正敌手恐怕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想象力的枯竭。
“走吧！”绿子开口。
我点头站起，两人离开教室，快出门时，黑圆脸向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怎么听清。绿子则朝他潇洒地挥挥手，道声“您忙着。”
“噢，我们怕是反革命吧？”走出教室后绿子对我说，“一旦革命成功，我们难保不会被吊到电线杆上去，嗯？”
“吊之前可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可能的话。”我说。
“对了，有家饭店我想领你去一次，只是远些，花点儿时间不要紧？”
“没关系。反正两点钟上课，有时间。”
绿子领我乘上公共汽车，到四谷站下来。她领我去的是一家位于四谷后面往里走几步的盒饭专卖店。我们在桌旁坐定，未等开口，就端上两个四方形红漆容器，里边放着每日一换的盒饭和一碗汤。果然不虚此行。
“好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