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昂感觉头的一侧因愤怒而神经抽痛。她不理解余姐为何如此逆来顺受。生不出孩子不是她的错——退一万步说，至少也不是她一个人的错啊！即使排除她的原因，她丈夫家的“香火”也无法延续不是吗？为什么没有人责怪男性的不育呢？为什么即使他们被确诊不育，也从不被认为是“霉运”的携带者？
思思说，余姐的丈夫已经把话挑明了——如果这次还不成，回去就跟她离婚。
离了更好！苏昂脱口而出。
但余姐怕呀，思思告诉她，余姐说她死也不要离婚。生不出孩子又离婚，她没法想象将来还能怎样生活。她怕得要死。
所以被欺负不是因为生不出孩子，苏昂怒其不争地想，而是因为自己太懦弱，经济和精神都不独立。如果自己足够独立，离婚又有何惧？她想起余姐画皮一样妆容厚重的脸，那其实可能是她抵御外界的盔甲吧，用来掩饰其下深深的恐惧——对语言暴力的恐惧，对他人眼光的恐惧，对孤立无援的恐惧，对充满不确定的下半生的恐惧。她很想告诉余姐她根本无须恐惧，可是她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呢？只凭她比余姐更幸运地投胎在一个更优越的家庭、城市和阶层，所以能够更轻松地逾越那些她无法逾越的障碍？
悲哀像打桩机般击中了她，还有那种“何不食肉糜”的羞耻。为什么要指责余姐不够独立？一个人的眼界和道路往往为自己的境遇所束缚，她明明也是那些结构性问题的受害者，而指责受害者正是苏昂感触最深的现象——被骗是蠢，穷是不努力，脆弱是心理素质太差，没钱就生孩子是自不量力……从这些日子的观察和自我分析中，她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不孕不育”这一概念是建立在文化观念上的。社会建构的性别意识形态塑造了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与规范——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结构中，男性的角色是家庭的经济支撑和保护者，女性的身份则是妻子和母亲。于是对女人来说，母职是她们地位和权力的来源，也是确保其婚姻安全的唯一途径；而不育是灾难性的，会削弱她们与丈夫及其家庭的关系，令她们面临严酷的社会后果。相比之下，脆弱的婚姻关系却并不会影响男性的安全感和社会认同，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选择离婚、发生婚外情，或者全身心投入工作。甚至，当一对夫妻没有孩子时，虽然妻子明确承担责任，但这也含蓄地损害了丈夫的“阳刚之气”，所以妻子要为丈夫的“缺损”负责，而丈夫和婆家对妻子的暴力是一种重申男子气概的手段，以确保其性别霸权的延续……
不孕不育不仅是医学和心理问题，苏昂想，它同时也应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生育问题联结了私域与公域，为人父母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角色。夫妻双方也许都身心健康，但在试图与他们的伴侣生育后代时，却变成了一类新的“病人”——不育夫妇。而他们很可能永远不会在与别人的关系中遭遇同样的问题。
与这些同病相怜的女性聊天总给她一种慢慢沉入海底的感觉。她们都在一艘艘正在下沉的船里，都得不停地自救。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在不断地下沉。海水漫过甲板，涌进船舱，桌椅茶几漂浮相撞。她们泡在冰冷的海水里，手划脚蹬，奋力寻找逃生的出口。
忽然，手机铃声在她耳边响起，屏幕上写着大大的“Alex”。
“明天有空吗？”Alex的声音从水下传来，“带你们去个好地方。”
“有空，”她听见自己迫切的语气，就像终于抓住了一块漂过身边的浮木，“有空。”
二十四
他们三个并肩站在那里，盯着眼前不可思议的景象。
各种形状、大小、颜色的木刻和石刻阳具在正午的热带艳阳下骄傲地耸立着。没有丝毫尴尬，几乎泛滥成灾。
他们看着阳具。阳具看着他们。
苏昂从不知道，离她住所走路不超过五分钟的地方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个神社——就在瑞士酒店（Swissotel）的后面，除了那个不起眼的小神坛和四周的阳具雕塑，一眼看上去更像个小小公园。“公园”中央那棵高大的菩提树亭亭如盖，树干和树枝上绑着彩色丝带，还有许多像是供奉品的东西——娃娃、梳子、镜子、化妆品……甚至有一套晚装礼服被干洗店的袋子包裹好，整齐地挂在树枝上。
“我的老天啊！这是什么？阴茎神社？”艾伦兴奋地张大嘴，毫无顾忌地走来走去，不时摸一把身边的阳具雕塑。“快看，苏！这里还有个猪的生殖器！”她指着那头猪——确切地说，是一个猪的后半身的雕塑，浑圆的屁股和结实的后腿令它的生殖本领极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