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这样的母亲，心里想，母亲出租给他们家，只是因为，他们家拥挤到足够占据这个对她来说充满情感同时又有许多伤感的空间。
别人的生活就这么浅浅地敷在上面——这是母亲寻找到的与它相处的最好距离。
其实，母亲现在居住的这四层小楼房，于我是陌生的。
这是我读高三的时候修建的。那也是父亲生病第二年。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打开中间抽屉，抽出一卷钱。她说我们有十万了。那是她做生意，姐姐做会计，我高中主编书以及做家教的收入。她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决定怎么用。我想都没想，说存起来啊。
在那两年里，母亲每天晚上八九点就要急急忙忙地拿着一个编织袋出趟门，回来时我会听到后院里她扔了什么东西，然后一个人走进来，假装每天这么准时的出入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当时我和姐姐也是装作不知道，但心里早清楚，母亲是在那个时间背着我们到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隔天加上四颗肉丸就是一家人一顿饭的所有配菜。
她偷偷地出去，悄然把菜扔在后院，第二天她把这些菜清洗干净，去除掉那些烂掉的部分，体面地放置在餐桌上。我们谁也没说破，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说破后的结果。
然而那个晚上，拿着那十万，她说，我要建房子。
“你父亲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这是她的理由。
“但父亲还需要医药费。”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场里看到心爱的玩具就不肯挪动身体的小女孩，倔强地重复她的渴望。
我点点头。虽然明白，那意味着“不明来路”的菜叶还需要吃一段时间，但我也在那一刻想起来，好几次一些亲戚远远见到我们就从另一个小巷拐走，和母亲去祠堂祭祀时，总有些人都当我们不存在。
我知道这房子是母亲的宣言。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在那。
满打满算，钱只够拆掉一半，然后建小小的两层。小学肄业的母亲，自己画好了设计图，挑好日子，已经是我高考前的两周。从医院回来，父亲和母亲就住到了左偏房。到了适婚年龄的姐姐从小就一直住在右偏房。旧房子决定要拆了，我无房可住，就搬到了学校的宿舍。
旧房子拆的前一周，母亲“慷慨”地买了一串一千响的大鞭炮，每天看到阳光出来，就摆到屋顶上去晒太阳。她说，晒太阳会让声音更大更亮。偏偏夏日常莫名其妙地大雨，那几个下午，每次天滴了几滴水，母亲就撒开腿往家里跑，把鞭炮抢救到楼下，用电吹风轻轻吹暖它，像照顾新生儿一般呵护。
终于到拆迁的时刻了，建筑师傅象征性地向墙面锤了一下。动土了。在邻里的注视下，母亲走到路中间，轻缓地展开那长长的鞭炮，然后，点燃。
声音果然很响，鞭炮爆炸产生的青烟和尘土一起扬起来，弥漫了整个巷子。我听到母亲在我身旁深深地、长长地透了口气。
建房子绝不是省心的事，特别对于拮据的我们。为了省钱，母亲边看管加油站，边帮手做小工。八十多斤的她在加油站搬完油桶，又赶到工地颤颤悠悠地挑起那叠起来一人高的砖。收拾完，还得马上去伺候父亲。
我不放心这样的母亲，每天下课就赶到工地。看她汗湿透了全身，却一直都边忙边笑着。几次累到坐在地上，嘴巴喘着粗气，却还是合不上地笑。
看到有人路过工地，她无论多喘都要赶忙站起身过来说话：“都是我儿子想翻盖新房，我都说不用了，他却很坚持，没办法，但孩子有志气，我也要支持。”
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高考前一周的那个下午，她捂着肚子，在工地昏倒了。到医院一查：急性盲肠炎。
我赶到医院，她已经做完盲肠手术。二楼的住院部病床上，她半躺在那儿，见我进来就先笑：“房子已经在打地基了？”她怕我着急到凶她。
我还是想发脾气，却听到走廊里一个人拄着拐杖拖着步子走的声音，还带着重重的喘气声。是父亲。他知道母亲出事后，就开始出发，拄着拐杖挪了三四个小时，挪到大马路上，自己雇了车，才到了这家医院。
现在他拄着拐杖一点点一点点挪进来，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安排到旁边的病床上，如释重负地一坐。气还喘着，眼睛直直盯着母亲，问：“没事吧？”
母亲点点头。
父亲的嘴不断撇着，气不断喘着，又问了句：“没事吧？”眼眶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