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有个姐姐，我算第二个孩子，这在当时已经超生，因而母亲是跑到遥远的厦门生的我。从厦门回老家还要搭车。因为超生的这个孩子，回家后父亲的公职可能要被辞掉。从医院出来，父亲抱着我，母亲一个人拖着刚生育完的虚弱身体，没钱的两个人一声不吭地一步步往公路挪，不知道怎么回到小镇上的家。
走到一个湖边，父亲停下来，迷惘地看着那片湖，转过头问，我们回得了家吗？
母亲已经疼痛到有点虚脱了，她勉强笑了笑：再走几步看看，老天爷总会给路的。
父亲走了几步又转过头：我们真的回得了家吗？
再走几步看看。
一个路口拐过去，竟然撞上一个来厦门补货的老乡。
“再走几步看看。”这句话母亲自说出第一次后，就开始不断地用它来鼓励她一辈子要依靠的这个男人。
公职果然被开除了，还罚了三年的粮食配给，内心虚弱的父亲一脆弱，干脆把自己关家里不出去寻找工作。母亲不吭声，一个人到处找活干——缝纫衣服、纺织、包装。烧火的煤是她偷邻居的，下饭的鱼是她到街上找亲戚讨的。她不安慰父亲，也不向他发火，默默地撑了三年。直到三年后某一天，父亲如往常一样慢悠悠走到大门边，打开门，是母亲种的蔬菜、养的鸡鸭。父亲转过身对母亲说：“我去找下工作。”然后一个月后，他去宁波当了海员。
过了三年，父亲带着一笔钱回到了老家，在这块地上终于建成了一座完整的石板房。
父亲花了好多钱，雇来石匠，把自己和母亲的名字，编成一副对联，刻在石门上，雕花刻鸟。他让工匠瞒着母亲，把石门运到工地的时候还特意用红布盖着，直到装上大门宣布落成那刻，父亲把红布一扯，母亲这才看到，她与父亲的名字就这样命名了这座房子。
当时我六岁，就看到母亲盯着门联杵着嘴，一句话都没说。几步开外的父亲，站到一旁得意地看着。
第二天办落成酒席，在喧闹的祝福声中，父亲宣布了另一个事情：他不回宁波了。
酒桌上，亲戚们都来劝，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难得的工作：比老家一般工作多几倍的工资，偶尔会有跑关系的商家塞钱。父亲不解释，一直挥手说反正不去了。亲戚来拉母亲去劝，母亲淡淡地说，他不说就别问了。
后来父亲果然没回宁波了，拿着此前在宁波攒的钱，开过酒店、海鲜馆、加油站，生意越做越小，每失败一次，父亲就像褪一层皮一样，变得越发邋遢、焦虑、沉默。然后在我读高二的时候，父亲一次午睡完准备要去开店，突然一个跌倒，倒在天井里。父亲中风了。
也是直到父亲中风住院，隔天要手术了，躺在病床上，母亲这才开口问：“你当时在宁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处理不来，干脆躲了吧？”
父亲笑开了满口因为抽烟而黑的牙齿。
“我就知道。”母亲淡淡地说。
父亲当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只剩下南边的那一片了。
每次回家，我都到南边那石板老房走走。拆掉的是北边的主房，现在留下没完成拆建的部分，就是父亲生病长期居住的左偏房，和姐姐出嫁前住的右偏房。在左偏房里，父亲完成了两次中风，最终塑造出离世前那左半身瘫痪的模样。而在右偏房，姐姐哭着和我说，当时窘迫的家出不起太多嫁妆，她已经认定自己要嫁一个穷苦的人家，从此和一些家里比较有钱的朋友，断了联系。
我记得她说那句话的那个晚上。她和当时的男友出去不到一刻钟就回来了。进了房间，躲着父母，一声不吭地把我拉到一边，脸涨得通红，眼眶盈满了泪，却始终不让其中任何一滴流出来。平复了许久，她开口了：“答应我，从此别问这个人的任何事情。如果父母问，你也拦住不要让他们再说。”
我点点头。
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他问我姐：“你家出得起多少嫁妆？”
那旧房子，母亲后来租给了一个外来的务工家庭。一个月一百五十元，十年了，从来没涨过价钱。那狭小的空间住了两个家庭，共六个人一条狗，拥挤得看不到太多这房子旧日的痕迹。
一开始我几次进入那房子，想寻找一些东西。中风偏瘫的父亲有次摔倒在地上留下的血斑，已经被他们做饭的油污盖住了，而那个小时候父亲精心打造给我作为小乐园的楼梯间，现在全是杂物。
母亲有意无意，也经常往这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