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如愿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我做记者，是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最美妙的风景，是一个个奇特的人。越大的杂志社有越高的平台，能见到越丰富的人，我被这种爱好引诱着引诱着，一不小心，来到了北京。
人总是在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回归到了原型。把行李和住所安顿好之后，我第一个事情，就是买了一张票，登上了景山公园的最高处。边往上走，我边想象，如果是文展，他此时是否会觉得豪气万丈，未来就这么铺展在眼前。我想到的，倒一直是对生活的不确定，我享受一个城市提供的更好的平台，但我不知道自己终究会比较享受怎么样的生活。
爬到景山公园最高处，我突然想给文展打电话。他的母亲每次过年，总是要来找我聊聊天，然后一次次抄写给我文展的号码。她说：“你有空和他聊聊吧。”我知道，文展的母亲心里还是隐隐地不安。但她不敢把这不安说出口，似乎一说出口，一切就清晰可见，一切担心就落地为实了。
电话接通了。“哪个兄弟啊？有什么好事找啊？”他的声音竟然听不出兔唇的感觉。他再次吞下了自己的残疾，但是，不是以童年时期的那个方式。
我张了张口，最终没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我感觉到，那样的言说方式背后，有着某些油滑、市侩。我没想过，要如何与这样的文展对话。
或许是文展听他母亲念叨过我关心询问他近况的事情，或许是他猜测出那通电话是我拨打的。过了一周左右，我在自己博客上公布的邮箱里，突然接到文展的一封信。
信里他热情洋溢地夸奖我的“成就”：“竟然是小时候所有玩伴中唯一一个能进到北京，并且在一个大单位混下来的人。”他还提到，看到我的一些文章，然后很仔细地点评他认为的优缺点，最终说：我最近在筹划一个大计划，计划成了，将打败所有人对我的质疑，让老家人以我为傲。
斟酌了好一会儿，我还是回信说：没有人对你有质疑，大家许久没见到你，很期待能和你聚聚。不如今年春节就回老家，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
出远门工作，反而让我明白自己确实是个恋家的人。自工作有经济能力之后，我每年总要借着过年或者什么重大节日的名义往家里跑。老家的路已经翻修过几次了，乡里街坊每户人家，也因为不同际遇，不再如同以前清一色的石板小屋，开始长出不同样子的房子来。我家的房子也已经翻修成四层的小楼房。四楼就是我的书房，只要走到阳台，就能看到文展的家和文展的房间。他们家至今没有翻修。每年春节回家，我坐在书桌前，总要抬眼看看文展的房间，每次都是窗户紧闭。
文展没有回信，春节也没回来。而且我知道，短时间内，他不会再让自己被我联系上了。那年春节，我倒心血来潮提起了勇气，开始走访一个个小时候玩伴的家。
有的人已经结婚了，抱着孩子，和我讲述他在夜市上摆着的那摊牛肉店的营收。有的当上了渔夫，和我讲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身子一直往后退，然后问：“会不会熏到你啊？”有的开起服装厂当上了老板，吃饭的时候一直逼我喝陈酿多少多少年的茅台，然后醉气醺醺地拉着我，中气十足地说：“咱们是兄弟对不对，是兄弟你就别嫌我土，我也不嫌你穷，我们喝酒……”
我才明白，那封信里，我向文展说的“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真是个天真的提议。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从老家回到北京没多久，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文展的父亲突然中风病逝。“文展回来送葬，你都不能想象他变成什么样了，很瘦，很黑，头发枯枯的，不太愿意和人说话。”
又过了一个月，母亲和我闲聊说起，文展回小镇工作了，“是他母亲劝他留下的，据说找了关系，在镇里的广播站当电工，也帮忙编辑些文字。”
听说这个消息，我几次想找个事由回老家一趟，我知道，如果只是因为想见见一个儿时玩伴就突然休假回家，对母亲、对公司的领导，都是个让他们错愕的理由。
越想寻到理由，越不能如愿。耽误着耽误着，又一年了，终于要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