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义呵呵地笑，还是我老婆有见识。
素娥便说，怎会不知？日本人来那年，德兴馆的“虾子大乌参”，广告贴得到处都是：“交关好味道，鲜到掉眉毛。”
素娥说的事，日后成了一则没经考证的民间传说。淞沪会战之后，中国军队南撤，上海市内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当时，南市十六铺经营海味的商号生意冷清，销往港澳和东南亚的一大批乌参积压。这一消息被当时“德兴馆”的名厨蔡福生和杨和生得知，他们随即决定以低价收购。买回大海参后，他们将海参水发，以本帮菜的烹制方法，加笋片和鲜汤调味，烹制成红烧海参出售。因为当时上海本地饭店都没有这道菜，所以“德兴馆”的这一菜品立即成为最吃香的招牌菜肴。名动一时，得以传世。
但素娥这时回过神来，厉声道，这是有钱人家打牙祭的东西。买了这两条，侬弗要过啦。
明义不说话，兀自点上炉子。用火钳夹住大乌参在火苗上烘烤，烤到参周身黑焦发脆，用铲刀刮去硬壳。一天一夜，在旺火与冷水间交替。参发开了，竟有小孩胳膊粗细。
明义一面收拾海参，一面说，我这次去了一个好地方，叫香港。
素娥便问，远不远。他说，不远，他拿起筷子头，点一下素娥面前的碟子，说，这里是上海，然后用筷子一路划下去。划到了桌子边缘，意犹未尽，又往自己的胸口划过来，在空中点了一下，说，香港就在这里。
所以，明义家有关香港最初的记忆，似乎是和那乌参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细滑、丰腴、颤颤悠悠，上面淌着红亮浓郁的虾子。但当他们有一日真的踏足这块土地，已经是若干年后的事情了。
即使成人后，戴得对兄姊们讲述这段往事时的兴奋，仍记忆犹新。虽则他对他们所经历的动荡与饥荒，印象依稀。上海曾经艰难果腹的岁月，天寒地冻的后半夜，偷偷排几个小时的队去黑市买食物。好不容易排到了自己，食物已经卖完。那种沮丧与绝望，他未有切肤。但他保留着当时的车船票，一并夹在相簿中。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亲戚的帮助，他们全家办了去澳门的手续。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了广州。在火车站人挨着人睡了一晚。戴得记得人汗熏蒸的异味，还有一碗火车站售卖的豆腐花的味道。第二天的清晨，他们才买到了去澳门的船票。
澳门本地人多，并不容易讨生活。几个月后，戴家在上海同乡的帮助下，偷渡到了香港。他们落脚的地方，是北角。
北角这地方，素来是上海人最集中的一区。至今还能看到许多痕迹。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富裕的上海及苏浙人为避战乱南迁香港，接着中国内战，又带来一波移民潮。这些上海人，多选择北角，新建了住宅楼宇，其中一批就在堡垒街和明园西街一带定居下来。至今仍可见不少三层高、单位面积达千呎的老式唐楼；上海人生活讲究，附近就开设了上海理发店、上海菜馆、照相馆和各式商店。洋服店多开在渣华道，样式的时髦，并不输旧上海的气派。有商人照版煮碗，就有了丽池及月园两大夜总会和娱乐场，于是也颇见得几分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夜夜笙歌，令北角得了“小上海”之称。可到了戴家来时，其实已经胜景不再，上海籍的有钱人家陆续迁出，搬往地势较高的半山；而福建人在这一区逐渐多了起来。上世纪六十年代起，菲律宾和印尼先后排华，一些福建华侨离开，转到香港生活；另方面新中国成立，十多万名印尼华侨响应呼吁回国，其中部分后来亦迁居香港。
所以明义家所见的北角，品流已呈多元，上海味儿其实凋落了不少。但他們还是感到亲切，只春秧街上一间上海人开的“振南制面厂”，他们便尝得出那碱水面的筋道。
他们便在这里安顿下来。一大家子，挤在一间板间房里。两口子本都是吃得苦的人，加之毕竟有老乡帮衬，各自都找到维持生计的办法，也有了奔头。明义在英皇道上一间国产成药店做
会计，素娥要管着家里年幼的几个孩子，却也在附近的制衣厂找到了一份半日工。渐渐地，他们发现，福建籍的街坊们，其实是好相处的，并不当他们是外人。而福建人各方的宗亲会，又很团结重乡情，大约也是因自己吃苦耐劳惯了，更懂得初来者的艰辛。熟识了，便大小事情上，也长眼为他们张罗。成年的孩子，帮忙介绍去了国货公司做职员。小孩子们，有福建同乡会的关照，也进了国语教学的福建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