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那时还不知道，我已是这个夕阳行业的老油条。她救了我，像把我从拾人牙慧的城市文化沿水中捞起来一样。
那天是大寒，时间再倒转几日，书店附近曾发生一起因人群拥堵引发的踩踏事件。书店老板说，因为那起踩踏事件，他们以后将不能为观众提供座位。这场活动，最理想的售书模式，是直接在结账柜台签售。有序排队，直接结账，废话不多。我解释道，以我的书的销量，可以保证绝不会发生任何踩踏事件，最好还是能提供一些座位给现场观众会比较好。老板却说：“你毕竟是一个名人。”这我就当好话听了。还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是真的听见了还是产生了幻觉，老板说：“他们有没有位子坐，帮侬搭啥界呢？”
我想我可能是听错了。
那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对出版人说，我想出版一本真正的书（尽管是用来评职称的），像笛卡尔的《谈谈方法》或者梯利的《伦理学导论》那样朴素的封面，一看就是有干货的，当代人不一定能读懂，而不是那种印有我端庄肖像的机场鸡汤书。我毕竟也写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嘛。可出版人说：“你毕竟是一个名人。”她还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呢？脑子坏了吗？年轻人评职称的书你不把自己照片放大一点，台里那么多播音员，不是叫小林就是叫小超，谁记得你是谁？”
“等你拿到金话筒奖，你就会想自己的照片一直出现在封面上了。”出版人又补充说，算一种安抚性的……不让步，“上次你同事，那个谁谁，拿了几十张自己的照片给我叫我选，然后让设计师出封面，每张照片出一个封面，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签售时风平浪静，人不多不少，撑满了面子，没有座位，倒也没有抱怨声。我很感动。阿德就排着队，交给我这些食物，让我在印着我自己照片的书上签名。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不重要”。所以我只写了自己的名字。我客气地问她是哪里人，她说“四川人”，又说，“也是上海人”。
我便当她是新上海人。
我有许多听众都是新上海人。他们不管是来上海念书，还是来上海工作，在业余时间里都喜欢听听上海故事，读读上海小说。我的节目，虽然收听率很低，居然也培养了一些忠诚的粉丝，愿意跟着我被引流至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下载App为平台增添装机量……他们对于这个城市的音乐、文学、民俗、饮食文化的了解，都是通过我们节目建立的（可惜我们节目随时都要倒闭了，用文学语言说，也许明天就倒闭，也许永远也不倒闭）。与其说这些文化是通过我们节目建立的，不如说是我凿壁偷光蹭来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老师帮了大忙，美国时期的碎片生活也曾拿来装点过门面）。后来我随单位结对子去了新疆克拉玛依做活动，在克拉玛依市里看到类似的景观。那座城市因为缺水，经由额尔齐斯河从北冰洋借了一段水源，那是唯一一条对接到北冰洋的水源。乌尔禾和准喝尔盆地附近每年只在六月间下一场雨。但城市里都在修喷泉，种花，花带里接着人工浇水的管子维持斑斓。像极了我的工作与人生。一般游客看不破，他们只觉得“哇塞厉害了666yyds……”，但总有人很喜欢。
阿德以外，我还记得一个听众，来自浙江舟山。考上了上海公安学院以后，他搞了一个收音机，开始听我的节目。他给我的工作邮箱写信，我的工作邮箱里有几千封信，大部分我是不看的，但是他说，“来自一个年轻警察的心声”，我就点开看了。他写道：“如果我不来上海当警察，就要回老家去开船。我能看到我开上二十年船之后自己的样子。我能认出各种海产海鲜，我能认出天边云的警报，我皮肤很黑，儿子很皮，赤脚在海边跑。谢谢你的节目，让我不用变成看得见的那样，你们给了我第二个人生。”我有点感动，但这感动不是那感动。感动淤积得太多了，反而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软弱的蠢货。这对男人来说，并不是给家人长脸的品格。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当个警察。小时候给我看了不少警察故事。我还记得有个专门写“建国以来最大一宗爆炸案、盗窃案、强奸案、绑架案……”的老作家李动，是我阅读的启蒙。每当他写到“那个老警察一辈子没有立过功”，我就知道他马上就要立功了。还有一位专门写警察故事的畅销书作家，最爱写女警察经不起诱惑，对组织来说是不可靠的，可对于邪恶势力，她们又表现得过于一身正气。她们同时在意两样东西，一个是正义的荣光，一个是眼前的幸福。结果被作家讥讽为“麻袋片上绣花，底子不好”。我当不了警察，可能是差不多的原因。底子不好，多愁善感油腔滑调粉饰太平，这令很多人都失望透顶。事到如今，我连警察电影都不愿意看。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从小就知道。我更知道，我可能不是那样的，我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也有了第二个人生，就是隔空跟自己聊天。